2008年7月25日 星期五

第十八章會議全紀錄

時間:3月25日 & 4月1日星期二晚上七點。
地點:圖書館232討論室
題目:國史大綱第十八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魏晉南北朝之門第
專書報告:林楓玨 西晉戶調制相關問題及研究探討
專文報告:劉芝慶 鄭志明〈《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的斂葬觀〉《佛教生死學》
專題報告:游逸飛 回歸史傳--世運興衰下的人物賢奸
疑難排解:邱柏翔
史料帶讀者:游逸飛
左圖:新疆墓葬中的古屍
參考資料:王炳華編,《新疆古屍: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
     烏魯木齊:新疆人民,2001。
右史:北涼承平十六年沮渠蒙遜夫人彭氏隨葬衣物疏
參考資料:〈吐魯番發現北涼武宣王沮渠蒙遜夫人彭氏墓〉,《文物》1994年第9期。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1997。


導讀
一.九品中正制與門閥 施昱丞
二.學校與考試制度之頹廢 邱柏翔
三.南渡後之僑姓與吳姓 林郡儀
四.當時之婚姻制度與身分觀念 謝仁晏
五.北方之門第 劉芝慶
六.郡姓與國姓 陳佩歆

查核
296-298 謝仁晏
299-301 劉芝慶
302-304 陳佩歆
305-307 張育齊
308-310 林郡儀

參加者  報告書籍論文

劉芝慶 鄭志明〈《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的斂葬觀〉《佛教生死學》
陳佩歆  侯旭東,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里,北京商務,2005
     北朝的村落、北朝三長制、北朝的市等篇。
童永昌 陳明,《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05。下編
〈以夏變夷〉。
張育齊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收於《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蘭臺,2000。
林楓玨 同專書
施昱丞 田餘慶,〈門閥政治的終場與太原王氏〉,收於氏著《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邱柏翔 祝總斌〈門閥制度(節選)〉《中國古代史讀本上》北京︰北京大學,
2006
林郡儀 谷川道雄著,耿立群譯,《世界帝國的形成》,臺北:稻香,2005。
謝仁晏 川勝義雄著,李濟滄等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
2007第一篇〈貴族制社會的形成〉

會議紀錄:
3/25
一、以後報告流程與選擇加上「史傳人物」類
二、報告討論〈回歸史論-世運興衰下的人物賢奸〉,通則與具體事例的關係、
歷史的合理性、必然性與偶然性,討論紀傳體的內涵。
重新思考錢穆所謂的「世運興衰下的人物賢奸」。
三、《通典》的避諱問題。
四、報告討論鄭志明〈《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的斂葬觀〉。彌勒與彌陀的分別, 
學者多有言之,此處以藍吉富《隋代佛教史述論》為說,彌勒信仰也是佛教信仰的一種,與阿彌陀信仰同屬淨土系,依照佛教教義,阿彌陀淨土在西方佛國,彌勒信仰在兜率天與人間,二者造像外觀又有不同。又,依據印順《淨土與禪》的說法,前者的淨土觀與太陽有關,後者則與月亮有關,相關解釋可參印順著作。
五、諸法無法是佛學名詞,在《大般涅槃經》、《佛說如幻三眛經》等等皆有,
意謂佛所說諸法,意欲渡化眾生,故為方便說法,諸法為緣起性空,不可執著,
就好像我們要去台中,可以搭高鐵、坐飛機、乘台鐵,目的所同便是,方法雖
有不同,不必也不應該執著

4/1
一、錢穆民23-24年在北大開中國通史課程,曾編寫講義《中國通史參考材料》,
可與《國史大綱》互為參照。
二、漢與魏晉任官考試的相關問題。
三、魏晉南北朝的經學與玄學的關係,南北經學、學術性格的不同。可參看皮錫瑞《經學歷史》。
四、何謂「曹地」?
五、南北朝世族婚配的問題、婦女問題。
六、南方僑姓、吳姓士族的經濟、生活型態。
七、中國古代家庭的基本定義:同居共財。
八、南朝帝王掌握清議,壓抑門第的歷程。
九、北魏孝文帝後胡姓門第如何融入山東士族圈。
十、吐魯番出土墓葬中的古屍。
十一、吐魯番出土北涼衣物疏釋讀--從經濟與宗教角度觀察。

專題及文章摘要:
回歸史傳--世運興衰下的人物賢奸
游逸飛*
一 世運V.S.人物──歷史的必然與偶然
(1)時代變遷
放棄通則的探索、放棄價值的追求、放棄人心的感動,現代歷史學成為研究客觀現象的時代變遷的學術。
(2)因果、理路、發展
學者研究變遷的現象,並不滿足於排比史料,總企圖發現史料之間的因果關係,進而建立內在理路,最後完成現象的發展歷程。因此世運改頭換面之後,研究仍然昌盛,雖然它已不再具備鑑戒的功能。
(3)偽裝的後現代
我們仍然企圖「合理」的解釋過去,即便我們承認過去的「理性」不同於我們的「理性」。因此我們慣於探討趨勢,卻忽略了歷史的偶然、意外、個人意志。為此人物不再成為論著的主角,即便以人為題,也只是借人反映某些特殊現象,無意探究個人的特殊性。
(4)漢文帝與刑期制
傳統認為中國有期徒刑始自漢文帝的刑獄改革(緹縈救父),之前徒刑皆是無期;近年睡虎地秦律、張家山漢律的出土,證實漢文帝前有期徒刑已經出現。根據我的研究,在漢初律令裡有期刑與無期刑互為補充,並不排斥。因此漢文帝的刑獄改革,雖有有期刑的傳統憑恃,但全面廢除無期刑,以有期刑取代,顯然與他個人「與民更化」的意圖有關,並非刑罰體系發展的趨勢。正因如此,西漢中後期又發展出永久徙邊之刑以彌補缺環,是為無期刑的復活。這樣的研究方兼顧世變與個人的互動,既留意制度本身的發展,又處理立法者個人意志的影響力。
(4)世運興衰下的人物賢奸
地理環境、社會結構、經濟生產力、政治制度、文化符號、思想資源……長久以來歷史學總關注這些煢煢大者;關注長期趨勢時,這些或許是很有用的工具。但當我們關注鉅變的那一瞬間時,這些工具便不再有用;因為這些工具不能告訴我們為什麼是那一年?為什麼是那個人?細緻的辯難時,我們總會發現我們無法揣摩歷史的行動者本身的意圖,我們不了解那個人。重新注意人物,重新想起錢先生言,去了解「世運興衰下的人物賢奸」,或許是新史學的可能走向。
二 重回史傳
(1)修正章節體的侷限
章節體為當代史學唯一正式的體裁,自有其優越處。但章節體的缺點亦不必諱言:絕對年代不明確、史事脈絡不能太多、人物扁平。前兩者可藉年表與分工合作彌補,第三者卻為目前讀書會規制無力解決之處,故須改革。
(2)從論著獨大到傳、論並重
當代的歷史系學生必然都以二手論著起家,因為它們最貼近我們。但我們必須超越二手論著,閱讀史傳是其中一種較直截的方式。目前讀書會規制以二手論著為主,必須有所調整。
(3)史傳報告
或與專書、專文報告鼎足為三,或取代專書、專文報告之一。擇一該時代的人物傳記,撰寫摘要。正史的傳記最易入手,也最重要。《高僧傳》、《神仙傳》等專史的傳記亦可。行狀、墓誌銘等材料較特殊,亦可考慮。

鄭志明,〈《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的斂葬觀〉,《佛教生死學》
劉芝慶
《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是西晉時翻譯的佛經(譯者不詳),應為部派佛教時集結的經典。經文簡短,主要敘述佛滅度後其斂葬相關事理,其思想意涵,不止是儀式規格而已,還有佛教對於生死的觀念。

佛陀滅度後,阿難等弟子們為了追念佛陀在世恩德,於是以轉輪聖王的規格送葬, 轉輪聖王即佛陀時代的理想統治者,不以武力而是以仁德教化四方。儀式固然隆重,但是佛陀早已滅度清淨,又怎會在乎其葬禮規格?原來佛陀之所以同意阿難採用轉輪聖王的葬法作為涅槃的供養,是考慮到弟子們的景仰懷念之情,故同意之。因此喪事不止是考慮到亡者身分,還要考慮生者的供養禮敬之情。但這樣的懷念景緬之心,不是泛濫無歸,而是要有節制的,因為喪禮除了可以傳達生者對死者者的敬仰之情外,亡者的生面典範亦可對生者有所開示,因此佛陀也強調,喪禮中過度的哀傷是不必要的,反而是應該要在儀式中求證諸法無法的境界,要從執障中脫離,以此得證「永離生死」之道,這樣的喪禮開示,是要教導有情眾生脫離生死輪迴的苦海,能見自心佛性,領悟到身體的有生還滅,以此追求自性開悟的涅槃證道,故喪禮禮儀亦可有助於眾生的生命修持與開徹。「佛告阿難。吾雖滅度後。留鉢及舍利。若有賢者。肅心奉養。終皆昇天阿難言。千歲之末。鉢現神德。變化若茲。豈況無上正真道最正覺之靈化乎。佛說經時。天龍鬼神。王臣四輩。靡不哽咽。稽首而去」

轉輪聖王的送葬規格
「聞如是。一時眾祐。遊於華氏國。阿難以人定時。白眾祐言。眾祐滅訖之後。棺[斂尊身其禮云何。眾祐曰。且自憂身無憂佛也。吾滅度後。當有梵志理家盡禮葬送。阿難言。其禮云何。眾祐曰。如飛行皇帝送喪之儀。重曰。願聞儀則。眾祐曰。聖帝崩時以劫波育千張纏身。香澤灌上令澤下徹。以香積身。上下四面使其齊同。放火闍維撿骨香汁洗盛以金甕。石為[瓦番]。縱廣三尺厚一尺。四邊上下各安一枚。金甕置中。跱剎懸繒具供所應。起土為塔華香供養。佛當踰彼。所以然者。吾自無數劫。以四等弘慈行六度無極。經緯十方拯濟群生。功德隆赫。成斯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至尊難齊。各以把土。供養塔者。其福無量。」

田餘慶〈門閥政治的終場與太原王氏〉(收於《東晉門閥政治》)
施昱丞
作者在本文中闡述謝安過世後東晉政局的動盪,從而導致門閥政治的告終。。而作為這一幕的收尾,太原王氏的興衰可說是貫串頭尾。其得勢象徵著政權收歸皇室中央的開始,即作者所謂「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漸趨消無;而其衰沒亦自伴隨著東晉政權的垮台。
實際上就家世淵源與門第顯貴而言,南朝各大士族中唯有琅邪王氏可堪與太原王氏比擬。雖然太原王氏由於王渾一支於西晉一朝與胡族、司馬穎一派的關係而名聲有缺,但由於王湛一支中的王承在危難之際選擇追隨司馬越,使太原王氏在渡江之後甚受司馬睿的禮遇。此即太原王氏於東晉仍可保有地位的背景。

太原王氏於江左政權中,除了以「龍顙大鼻」所著稱的王湛一家之外,尚有王昶兄子王默之孫王濟、王訥一脈。大致上這兩支太原王氏由於孝武帝振興皇權、結合相權而立;卻也因為捲入主相之間的權力鬥爭,因而產生內部的矛盾衝突。太原王氏各支並無突出人才,不足以致約皇權並維持門閥政局,只能各別依附司馬氏以貪圖門閥利益。

淝水戰後,由於各門第人才日漸凋零,戰前由士族把持政權的局勢發生改變;加以北方動盪,北府軍膠執於中原,而謝氏又面臨孝武帝伸張皇權的威脅。謝安甚至難以安居建康,可知孝武帝對於權臣的防範。而孝武帝同時也採取復興儒學、國子學的措施,已達成伸張王權的要求。

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之下,世族一方面成為皇權擴張的障礙,一方面又是中央可能的助力。孝武帝與司馬道子分別以聯姻的方式,取得了太原王氏的王蘊父子與王國寶兄弟的支持。這也確立了太原王氏之於東晉晚期的政治格局。

雖然皇帝有意重展皇權,但當時不僅是世族欲振乏力,即便是皇族司馬氏也是同樣地腐朽不堪。最後孝武帝伸展皇權的政策,遂演變成與輔政的司馬道子主相持的鬥爭局面。而太原王氏也因此產生了王蘊與王國寶兩派的內部分裂。之後又演變為上下游兩藩(王國寶一脈的江陵王忱、王蘊一脈的京口王恭)之對立,而這樣的問題又因為桓玄的背景以及孝武帝詔殷仲堪入荊州而加劇。在孝武帝死後,政局再度演變為兩藩合作以抗中央的司馬道子(乃至於後來的司馬元顯)的局勢,最後東晉政權遂亡於桓玄之篡。

身處於如此急轉直下的政局,太原王氏兩支之中掌京口重鎮的王恭,其兵力仰賴於非門閥出身的劉牢之,因此王恭幾次的舉兵,最後都不得而成;而另一支先後居於荊、江的王忱與王愉,兵權則被殷仲堪、桓玄等掏空。以太原王氏為首的士族不再能專兵而重,加上皇權內部發生的轉折,東晉政權的瓦解,自然也宣示著太原王氏的覆滅,乃至於作者所言東晉「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的消亡。
最後,本文末尾也討論到劉牢之、楊佺期乃至於孫恩等人所代表的意義。劉楊二人無法認知到自身所處的局勢與自身實力,因此無由開創新時代,最後仍舊使自身處於士族的附庸地位,因而無所建樹;而孫恩則代表著此時期門閥政治以外人物的不同面貌。大體而言,這些人物所象徵的,是門閥政權終將為世族以外勢力所取代的時代意義。

《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第一篇〈貴族制社會的形成〉
謝仁晏
作者認為,清濁二流對立來自於選舉制度的擾亂,士大夫標舉了自己的價值標準,那就是清議的產生。選舉制的破壞可以追溯到東漢初期,漢末之後狀況面的更顯著,而官僚社會也分成兩派,一派與外戚宦官合作,一派自成一個體力做為抵抗。必須了解到,兩種勢力都有實際力量,而且清議本身具有超地域性的輿論性質。清議集團本身除了豪族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貧家,因為相同的理念而聚集成一個集團,這個集團的思想主要是依禮維持上下的秩序,認為地上的王國是天上秩序的一種表現,這種概念導致了他們對於天子權力落入外人手裡的反對。此一勢力集中於洛陽太學,東漢中後半期以後,追求學問的方式走向了通多經的方向,也因此自由討論的風氣轉盛行,積極關心現實政治也希望實踐他們的理想,這些人在輿論當中被推舉,並且藉著師友關係相互聯繫,藉此更有向心力的團結。這種關係的形成,慢慢發展成為了主從關係,作者認為這種關係甚至於超越了血緣關係。作者認為士大夫集團的範圍日漸擴大,而政府則日漸縮小。在黨錮之禍後,免於災難的人與新出現的名士乃至於豪傑開始有了聯繫,東漢政府在士大夫的遠離下,急速的喪失力量,走向崩解,漢末地方割據的軍閥,除了軍事力量之外,更需要維持秩序,因此與地方士大夫結合以對抗其他軍閥。隨著三國鼎立的出現,大概分成了三個集團,北方的穎川北海派以及吳、蜀。但這些士大夫之間還是有所聯繫,這證明了一個大集團,他們超越了政權間的對抗。基本上魏晉貴族產生於穎川、北海門第之中,他們的形成來自於普遍性士大夫輿論。作者也指出,這批貴族的出現是必然的結果,因為他們並不是依賴政權而出現的,他們具備有自己的強烈連結。

除了這些人之外,另外一批與之有相同理想的人是逸民的存在,所謂的逸民,他們也有相同的理想,但他們對於現實有深刻的了解,因此始終都保持遠離塵世的態度,但要將清流之士與逸民真的區分卻又有困難性,作者認為有些人為了免於禍難而讓自己轉變為逸民,但這需要經過一番努力,畢竟兩者的相似性太高。作者認為鄉邑秩序的分裂,是起因於豪族想要用自己的力量來控制地方,這種控制力量在小區域內可能實現,一但擴大,區域內部絕不可能只有一個豪族,在競爭之下,彼此會去拉攏人才,但這個目的並沒有達成。因此豪族中有人與宦官勾結,那麼反對者自然走向相反的道路,這麼一來,原本只是為了爭奪地方控制權力的競爭,就轉趨擴大,這種現象發展之下,加速了農民沒落與階層的分化乃至於原有秩序的潰散。豪族內部則有另一種矛盾性,眾所皆知,東漢時期的儒學滲入了豪族階層當中,反而抑止了豪族領主化的現象。

在黨錮之禍以後,本來在中央的抵抗勢力已經消失,與宦官合作的豪族們繼續擴大領主化的行動,這個現象又再次加快了農民沒落崩解,加上不斷的天災,讓農民走上流亡,給予了太平道快速散布的機會,但作者認為,不論是道術還是儒者,他們誦詠經典會有一股力量。黃巾之亂中不乏受隱者或者有德者德化的例子,基本上這些農民們希望建立的世界一個新的共同秩序,恢復到東漢初期的狀況,而這種理想,只是藉由太平道來完成。由於他們對於有德者的尊敬,讓政府不得不先行赦免黨人以免黨人殘餘的勢力跟他們結合,雖然這樣避免了面對兩股力量的危機,但是黃巾之亂帶來的後果使得原有秩序混亂,讓原本地方豪族領主化的現象變緩,也因此讓原本對立的大姓與知識階層合作。在這兩點因素之下,原本的武人領主化現象轉走向文人貴族制度。

這種新建立的秩序源於層層環節,漢代鄉論的發展在清議運動之後越加盛行,就算鄉論會受到豪族的干涉,但民眾的取向是偏向有德者。鄉論具有重層性作者把它分成三層來看,第一次是約莫鄉的範圍,再來是郡,最後是得到名士支持進入中央,魏晉逐漸成立的制度就是出於這種結構。作者認為還有另外一個獨立於第一、二次結構外的中心,作者稱之為「上層游離於基層之外」,這一層獨立的發展是因為原來的場域被黃巾之亂所破壞,加上新政府的成立。名士想要在原鄉重新建立自己的名聲,也因此重新開始運作鄉論,建立新的聯繫,這就是九品官人法出現的一個基礎,上層人士希望恢復原有的第三次鄉論集團。九品官人法本來是為了將賢者送入中央,但卻因為名士自我保存與擴大思維之下,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後果,形成了文人貴族社會,上層集團操控了鄉論,逐漸確立自己的地位,第四世紀以後,雖有戰亂卻因為本身建立的一個圈域已經完備,所以能夠維持自己的地位。作者認為這都是鄉論力量大於豪族領主化發展的結果。

第四章:本章基本上是作者對於一些問題的回應與在探討,其實我覺得主要的重點放在第五節─魏晉貴族制度社會及其國家。魏晉社會的建立基礎作者在前面已經立論,九品官人法的建立只是一個象徵標誌。原本的精神是為了要將鄉論中反映的共同體原理貫徹到國家當中,但後來的發展卻走向一種貴族社會,這種現象歸因於中正制度原來就偏向了權力者一方,尤其在司馬懿設立州大中正以後這種現象是越加嚴重。儘管漢末士大夫並沒有自屬的武力,但他們透過將割據勢力結合,將他們放在曹操控制之下,將其互相連結。事實上曹操政權的官僚,是藉著鄉論重層結構而發展出來的。至於曹氏用人的準則,則應看做時代下的需求。九品中正制度的建立確立了文人統治的體制,另外鄉村社會在經過戰亂之後,由於原本的鄉論主體離散,因此讓上層鄉論集團可以控制基層鄉論,也因此確立了,作者將這個派別稱之為極道派,他們本身是清流或者源於清流,他們也是黨錮之禍下的產物。關於西晉戶調式的探討,作者認為其所規定的官品特權與現實相差很遠,但這項法律卻顯現了自我制約精神。國家與課田民的關係正好與鄉村中豪族與佃客的階級關係相應,而鄉村的構造就變成了以豪族為中心的階級與共同體關係之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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