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會議全紀錄

時間：3月11 ＆ 18日星期二晚上七點。
地點：圖書館232討論室
題目：國史大綱第十七章 北方政權之新生命- -北朝
專書報告：邱柏翔 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北京︰中華書局，2006）
專文報告：林楓玨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十五、十六篇
北魏前期的漢化(崔浩問題)、北魏後期的漢化(孝文帝的政策)。台北：雲龍出版社，1995。
特約討論人：林宛儒
左圖：北魏龍門石窟
史料帶讀者：游逸飛
右史：北魏鮮卑石室祝文
參考資料：米文平，〈鮮卑石室的發現與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北京，頁1-7。請大家自行影印，務必記得影印拓本（文章之後的圖版叁）
疑難排解：童永昌


☆導讀及原典查核

一、北朝帝系及年歷 張育齊
二、北方之漢化與北方儒統 林楓玨
三、魏孝文遷都及北魏之覆滅 施昱丞
四、北齊北周文治勢力之演進 邱柏翔

參加者　　報告書籍論文

張育齊 康樂，〈從西郊到南郊──拓跋魏的國家祭典與孝文帝的「禮制改革」〉，
收於《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從西郊到南郊── 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政治與權力》。
童永昌 陳寅恪，〈六鎮問題〉，《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
施昱丞 鄭欽仁、李明仁編譯，《征服王朝論文集》，台北，稻鄉，2002
邱柏翔 同專書
林郡儀 唐長孺，〈拓拔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唐長孺文存》，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謝仁晏 谷川道雄著 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第二篇〈北魏統一帝國的統治結構與貴族制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谷川道雄著 《世界帝國的形成》第四、五章。收於伊藤道治等著《中國通史》 (台北：稻香出版社 1990)

會議紀錄：
3/11
一、史學論文何處尋？中文學界期刊點評。
二、北朝少數皇帝無年號。
三、西晉洛陽以外的士族家學。
四、北朝坊市制與行業分化的關係。
五、匈奴、鮮卑與西晉政權的關係：從田餘慶〈釋「王與馬共天下」說起〉。
六、五胡十六國的二重體制：谷川道雄學說。
七、鮮卑石室祝文的二重證據法詮釋：從人名順序與興儒抑道談起。
八、馬牛羊？牛羊豬？從祭祀牲口看鮮卑是否漢化。
九、鮮卑石室是否等於大鮮卑山？歷史證據的效力與史家的心態。

3/18
一、北魏漢化史－－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逯耀東以「吃」為入手處，在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裡找出崔浩《食經》的大部分記載，參雜其他史料而寫成〈《崔氏食經》的歷史與文化意義〉，探討當時胡漢雜揉的社會形態。飲食習慣是最基本的底層特質，衍生出來的範圍是廣泛的，而《崔氏食經》便充分反映這種現象──胡漢雜揉的北朝、崔浩力圖再造士族政治的環境。
二、錢穆《國史大綱》說孝文帝南遷五年即死，其抱負未能盡情施展，殊為可惜，而鮮卑人未能企及其理想，變亂亦由此而生。錢穆言下之意，似惋惜孝文帝事業未就，已先喪命，若其不早死，則事後情勢或有不同。
三、孝文帝的家庭悲劇，與定都洛陽的內部政爭。
四、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北亞游牧民族祭典的中國化過程。祭典在鮮卑文化中的象徵意義。
五、何謂「漢化」？漢化一詞的來源和定義。政制、社會、文化認同感的漢化之間的關聯。從生活角度探索中古時期少數民族漢化的可能性。
六、從雲崗到龍門－－北魏佛教藝術導論。從漢化風格比較曇曜五窟、古陽洞、賓陽洞的佛教藝術。

專題及文章摘要：
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從碩論題目與研究基礎談起
游逸飛*
一 碩論寫作要求
（1） 紮實的史學訓練
精讀博覽群籍／分析原始材料／凝鍊問題意識／掌握學界動態／培養 人文視野／鍛鍊寫作技巧／熟悉學界規範
（2）增益學術成果
王汎森：任何題目都可以重做。
甘懷真：寫碩論不要希冀有重大突破。
花費三至五年寫出的碩論，如果還站不住腳或重複人言，是極度的浪費。
（3）三至四年完成
二 研究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之比較
（1）入室門徑
出土文獻的整理、流通、注釋、工具書、研究、師資等都較缺乏，不易入門，故為專家之學；傳世文獻則容易入門，便於博覽。
（2）研究與成果
出土文獻研究缺乏，只要入了門，研究便不難超越前人，但也容易被後人超越、受新出文獻影響。傳世文獻研究豐碩，入門雖易，所得雖豐富，卻難以超越前人、攀上頂峰，但若成功，則難以撼動。
（3）史料內容
出土文獻有具體的時空、專門的領域、瑣細的內容、獨特的語文，特殊性十足；傳世文獻時空跨度大、視野宏觀、意義豐富、文字精鍊、普遍性較強。
（4）結論：出土為題，傳世為基
如果把學術研究當作大地，出土文獻就是新誕生的小土丘，傳世文獻則像亙古以來的大山。新生土丘坡度雖陡，終有盡頭，適合短時間攻堅；由於無人爬過，所見景色自然新穎。但土丘視野不能及遠，能登土丘不代表能登大山，土丘更不能負荷巍峨的崇屋巨宇。大山山路開始平緩易行，卻無窮無盡，永遠登不到頂；沿途景色雖美，卻非獨見。但大山視野開闊，能見土丘所不能見；能登大山，土丘不過小菜一碟；高堂廣廈不過是大山的一景。碩士階段以出土文獻為研究課題，較能做出較精緻又引人注目的成果，但這一成果實建立在傳世文獻的研究基礎之上；傳世文獻基礎之建立非三、五年工夫不可，基礎打完再覓題則太晚，故可選擇相關出土文獻研究。

三 其他
（1）出土文獻不可太新
甫刊布的出土文獻最受學界矚目，認識亦最淺薄，研究論著如雨後春筍冒出，發表地點亦零散，若要完整蒐集必疲於奔命，研究成果不但難於深入，亦有被搶先發表之虞。刊布五年以上的出土文獻逐漸由熱轉冷，主流意見也逐步凝聚，此時較適合深入研究。
（2）新文獻、新方法、新議題
出土文獻僅為新出文獻之一類；掌握新方法、發現新議題與取得新材料有同樣的效果。但新出文獻也是小土丘；搭纜車遊山、發現不為人知的山洞等終不能取代全程的山路。

康樂，〈從西郊到南郊：
拓跋魏的「國家祭典」與孝文帝的「禮制改革」〉
張育齊
南郊祭天是兩千年來漢族王朝國家祭典的的核心，但相對於這套中原系統的祭典，拓跋王朝最初另有一套以西郊祭天為骨幹，源出於北亞草原遊牧部落習俗的國家祭典。北亞與中原兩套國家祭典大抵構成拓跋王朝祭典的全部，但對當時的拓跋人而言，只有自己的北亞祭典才是重要的，因為北亞系統的祭典自草原民族的部落祭典而來，有整合社會及維繫部落聯盟之一體性的功能。另外，對於「代人集團」而言，原本在部落內的的血緣聯繫已漸漸消散，北亞祭典便扮演了維繫代人對新帝國政權之認同的重要角色。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原祭典不過是政權的點綴與統治漢民族的象徵而已。

不過，到了北魏孝文帝親政後，這樣的局面開始有了改變。在孝文帝的漢化政策中，禮制改革是極為關鍵的部份。而在禮制改革中，有關祭典的變革與措施又佔了大半，可見其重要性。在實際施為上，孝文帝盡可能以中原系統的祭典為範本來重新整頓拓跋國家祭典，並遵循著兩個原則：（1）強化中原系統的祭典，並包含對禮制的創新與整合；（2）廢除雜祀以淨化國家祭典。孝文帝如此熱切推動禮制改革，除了他熱愛漢文化之外，與其「正統觀」有很大的關係。從他希望自己的王朝承繼西晉正統、處處模仿西晉故事以及吞併南方的野心來看，他亟欲使北魏成為符合漢族中國正統的王朝。另一方面，他也想扭轉早期拓跋國家性格，使之脫離武質與征服，重新將帝國安頓在更廣闊的基礎上。他的禮制改革，特別是徹底清除國家祭典中北亞習俗的工作，一直不斷地傳達這樣的訊息。

雖然孝文帝已盡力施為，但他的漢化政策並未徹底改變所有拓跋人的生活，許多北亞祭典與傳統習俗仍持續存在，尤其在長城邊疆區一帶，更是禮制改革的長鞭所無法企及之地。同時，統治階級與軍事力量間的疏離也日益擴大，北亞祭典雖然不復存在，但新的國家祭典卻也無法被拓跋貴族與士兵所認同，重文輕武及清濁之分的政策更激化了武人的憤慨。對邊境的代人與游牧民族來說，廢去北亞祭典就等於將原本賦予他們的政治社會地位、經濟利益與資源分享一筆勾銷。此外，遷都亦使帝國基礎開始分裂，政治與軍事力量一分為二，國家已陷入危險境地。西元528年，當北方鐵蹄重重地踏在洛陽的土地上時，孝文帝的理想也就正式粉碎了。

鄭欽仁、李明仁編譯，《征服王朝論文集》
施昱丞
征服王朝理論概述
魏復古(K.A.Wittfogel)所提出的征服王朝理論，認為中國歷史在秦漢、隋唐等典型王朝之外，尚有佔中國史近三分之一時間的「征服王朝」，也就是遼、金、元、清等四朝。這四個朝代皆由外族建立，不僅前後的發展有一貫脈絡，並且都對於前代的政權體制有相當的延續；同時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部分的中國制度，因此傳統上被中國史家以被中國文化「同化」或「吸收」的理論所涵括。但作者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提出了「涵化」(Acculturation)這個概念以打破傳統的觀點。

作者認為，各征服王朝對於中國文化的接受，事實上有著表理的區分，毋寧是一種「有限或受挫的同化」。各征服王朝基本上根據實用與統治的目的，選擇性地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典章制度；同時皆採取了不同的措施以保留其原先的部族傳統文化。各征服王朝內部多半實行胡漢分治的政治制度，並且也在政權的掌握上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部族特權。

以此觀之，作者認為中國由外族所建立的王朝可以細分為「征服王朝」與「滲透王朝」兩種。滲透王朝以北魏為代表，其創立者是以半和平的方式滲透至中國世界以獲得政權，雖然最後可能達成與征服王朝同樣的結果，但其方式與過程則異於征服王朝各代。而遼、金、元、清等四朝亦可細分為「文化抵抗型」的遼元、「文化讓步型」的金以及做為兩者過渡的清朝等三種。

在這樣的脈絡上，作者指出兩種文化類型之間相互錯動，進而在社會各層面中有所「共生」，因而逐漸孕育出一個相異於兩者卻又源自兩者的「第三文化」。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切入，作者認為這樣經過「涵化」之後所產生的「第三文化」，方才是漢族與胡族文化交流的真實情形。但作者也指出，征服王朝所產生的文化現象，其必發生於征服時代結束之後。即社會中的二重(或多重)人群不再存在強勢的分野之後，文化方才可能真正開始進入融合的階段，從而產生「第三文化」的現象。

從遼朝的歷史研究出發，魏氏試圖將其對遼史研究的方法與概念延伸運用於和遼相關的幾個外族朝代之上，並嘗試由這樣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沿革與社會、文化變動。魏氏的野心與探索，很快地在日本學界引起極大的迴響。書中幾乎有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幾位重要的日本學者對此的相關討論。以下試爬梳各學者不同的想法與流派，以呈現日本中國史學界對於征服王朝理論的整體觀點。

日本學界的迴響
由於日本自身即擁有深厚的中國中古歷史研究基礎，加上幾位學者對於北亞史研究的重視，因此征服王朝的理論很快在日本中國中古史學界各個重要的學術領域激起熱烈的討論。

首先是村上正二與田村實造所代表的北亞史觀點。村上正二從北亞遊牧民族自身的發展入手，認為由於地理環境與技術變革(鐵器、馬匹)等因素，亞洲的農、牧經濟必然在社會與文化上產生差異與衝突。而征服王朝必然有著遊牧民族逐漸發展為國家的前提方得以成形。這點村上提出了突厥與回鶻帝國做為例證，認為這兩大帝國前後相承，在語言、文化上統一了各族，因此發展出一種帝國內部統一而凝聚的自覺意識；此外，征服王朝藉由在其帝國內部建立起「綠洲」式的聚落，不僅在經濟上穩固了帝國的內部基礎，同時更造成了帝國內部「都城聚落文化」的興起。村上認為這是游牧國家之所以會形成征服王朝的兩大根本要素。而田村實造基本上同意這樣的觀點。

但村上的討論僅限於遼、元兩朝，因為村上認為金、清兩朝從游牧時期開始，其產業型態即有別於遼元兩朝，因此所謂的「征服王朝」理當刪除掉金清兩朝。而田村實造則認為各游牧民族自身本非純為游牧型態，而各游牧政權內部也不甚相同，以此指出遼元二朝政治體制與社會文化的不同。大致上此二學者認為征服王朝的理論需要如此的修正與補充，但仍極為重視此理論於北亞史研究的重要性。

此外，島田正郎也對征服王朝理論做了沿伸，認為遼應該被視為北亞史上的胡族國家，而不應該被看做是中國歷史上的遼王朝。此點陶晉生老師曾於《宋遼金元史新編》中有所提及。

相對於這樣的觀點，吉田順一則認為探討征服王朝理論之時，應該討論並重視的是魏氏對於征服王朝的定義，而非僅是檢查理論是否合適並給予修正，並認為村上與田村的觀點並未超出魏氏理論的範圍。最後甚至藉由河內良弘對於女貞的研究，認為征服王朝似乎不足以作為北亞史歷史發展的定位標準。雖然也質疑魏氏未從做為征服主體的游牧民族自身探討征服王朝建立的原因，但吉田順一似乎是日本學界中對於征服王朝理論的接受度最高的學者。

另外一個重要學者護雅夫，則對於征服王朝的理論提出了幾點較為深入的批判。首先，征服王朝的理論根本上忽視了政權底層中國社會發展的一貫脈絡，同時也認為征服王朝理論應該在更大程度上突顯元朝的代表性。再者，魏氏並未提及征服王朝同時與之後的宋朝、明朝，基本上可說是忽略了這兩個中國近代重要朝代的意義，以及其位於征服王朝之後或同時的社會、文化意義。最後，護雅夫在史料的運用上給予魏氏十分強烈的質疑。由於魏氏對於金、元的理解幾乎都是從《遼史》延伸推演而來，因此批評魏氏理論運用在遼朝以外的可行性。

但從這樣的觀點出發，護雅夫仍舊是肯定征服王朝理論對於中國中古研究的意義，認為這樣的理論說明了游牧民族從社會發展到國家的過程。從而將這樣的結果擴大到北亞史與世界史的視野上，認為游牧民族自身的發展與擴大，說明了整體世界歷史的轉變與發展。因此護雅夫基本上同意村上與田村的北亞史研究進路，但亦不認同將金、清剔除於征服王朝的觀點；而從重視游牧政權自身的發展與演進觀點上，護氏更是強烈的批判吉田順一對於征服王朝理論的態度與想法。

在這些討論中一枝獨秀地探討滲透王朝的學者，似乎只有谷川道雄。谷川從五胡十六國的發展角度出發，認為五胡各國實質上隸屬於為大漢帝國下的匈奴帝國此二重結構之下；而慕容氏、拓跋氏的政權則是處於前後趙、前後秦的反轉二重體制之中，並深入地探討各胡族政權漢化的程度。五胡十六國與北朝的國君多半粗有文才，同時十分重視漢人政治體制與文風的移植。可說是與後來的征服王朝情形不甚相同。

以上是日本學界各個重要學者對於征服王朝理論的相關觀點。下面試淺論征服王朝理論的問題與影響。

魏氏理論的整體評判
雖然魏氏從涵化的概念入手，打破單線且淺薄的吸收、同化概念，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外族政權提出了相當有創見的理論，但這個理論也存在著許多的問題。如護雅夫所言，魏氏只從《遼史》出發，不僅對於元、金、清等朝代的認知不夠細緻，導致以遼朝歷史化約全體游牧民族動向的傾向；征服王朝做為政權轉移過程的一環，在理論的建構上確實也忽略了政權下層社會發展的細緻鋪陳。中國的社會自有其轉變、發展的主軸，不一定也不可能等到征服王朝結束才出現整體社會文化的融合。

再者，對於游牧民族的認知，也是魏氏理論的一大問題。魏氏雖然也指出遼在構成征服王朝前的歷史動態，以及與突厥、回紇的繫連，但正如吉田順一所言，魏氏的確未曾自游牧民族自身的發展與社會背景探討其國家、王朝形成的過程與原因。而做為各征服王朝主體的游牧民族本質上並非單一的民族，游牧民族似乎也不完全由征服與滲透兩概念所涵蓋。這一點村上正二的補充可說是極為重要。

此外，沒有對與征服王朝同時或繼其後的宋代、明代社會進行闡述，魏氏僅指出第三文化的發展與成熟勢必得等到征服王朝的時代結束，社會上不存在異民族之間的對立之後方可成形，但並未言明所謂第三文化的成形期究為中國歷史的何時，此成魏氏理論的一大缺憾。但亦未見學者深論之。

另一方面，魏氏的理論中並沒有詳細闡述從滲透王朝到征服王朝的發展過程。雖然魏氏的理論中可以此為預設，但兩者之間的關連以及與中國歷史上典型王朝之間的互動則十分疏漏。這個缺漏也可說是征服王朝理論在日本學界引起不少討論的關鍵因素。

最後，回到魏氏理論的出發點，文化交融事實上也必須視異文化的雙方形勢優劣而論。雖然各征服王朝以強勢的武力挫敗中國的王朝，但是中國傳統的漢人文化不論在社會或政治上仍舊是有著強勢的影響。魏氏理論的重點在於提醒研究者外族文化對於中國的影響，以及兩者和合而成的第三文化之為文化融合本質。但文化在交流時仍是存在著強勢與弱勢的區分，其影響力因之也會有程度上的差別，這點也必須注意。

作為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看法，魏氏的征服王朝理論雖然有諸多的問題，但不僅提供了中國史研究不論在社會、文化與政治上一個新的參考指標，同時也使日本學者對於北亞史的研究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與重視。理論的運用本就容易有盲點，但理論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各問題與各時代的關聯，從而使我們更易看清不同時代與問題之間的差異。這或許也是魏氏征服王朝理論的一大貢獻吧。

《隋唐帝國形成史論》第二篇
〈北魏統一帝國的統治結構與貴族制社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謝仁晏
第一章：北魏建國運動時期在與漢族的接觸過程中，逐漸借由漢族體制及其士族(任命其為官員)，來強化其王權的權力。不過於此同時，仍不可以忽略本身所具備的胡族特性。在一系列的政策當中，把部族大人們的權力解除是做為最終目的，以國家力量來縮小部族政權 。這種轉化的過程是一種漸進式的過程，逐漸把自己的原有的國家型態轉變成漢族國家型態。到了北魏道武帝朝末期，漸進式的政策有過快發展的趨勢，又加上本身性情的轉變，而造成被弒的結果。因此輔佐明元帝的功臣們，有將轉變型態緩和的趨向。

北魏道武帝在對外政策上採取積極外擴，因而搭配出現的是徙民政策，這種做法一方面是為了加強對頑抗之民的控制，另一方面則顯示了拓跋氏統一國家的意向。將徙民歸入郡縣體制之下控管，又在徙民之後，將原有地區以軍隊管理，即設立鎮。經過一段時間以後會把鎮改為州制，而北魏末年發生變亂的六鎮，就是這類制度的最後一部分，所以說北魏在華北的統治有十足的軍事性，而軍隊成員多為鮮卑族人，由此一情況看來，北魏仍具有一定的胡族國家性質。而在朝廷內部，漢人參政的情況在早期就已經存在，但到了控制中原之後，山東士族的加入，而他們的參加，與他們共同意識的漢人官僚起了作用，代表了國家性質更往漢族國家發展的情況。不過作者始終強調，胡族國家特性仍不可忽視，崔浩國史事件的悲劇就是對此狀況不認識而造成的結果。太武帝到孝文帝間的紛亂紀錄缺乏，似乎也與此事有關聯。至於北朝未在此時受到南朝侵略是因為南朝本身也因為內亂而紛擾，反而使北魏獲得一部分領地。另外自南朝逃來的人士，也讓北為吸收了江南文明的內容 ，孝文帝的漢化政策是在這種基礎之上進行的。但即便其施行目的是為了把士大夫階層與國家權力結合，但依然沒否定胡族國家型格。

孝文帝的改革顯示了把貴族納入國家體例的作為，往普遍國家發展，因此藉政治力量把北人社會導入門閥制度 。不過其原有的特性，卻也壓制的門閥制度成熟性。另外則有一種賢才主義的主張存在，這項主張要到北魏滅亡之後，才有所發展，作者認為，這種觀念是科舉制度的淵源。

第二章：孝文帝施行門閥主義，是因為北人士族和工商業者的混雜，導致了內部的不穩定，因此以這種方式矯正，故作者認為這不是一種單純的漢化，而是要將兩者結合來維持秩序。而上述賢才主義與此的爭執點是在於才與門在現實中是否一致。反對者的立場則可追溯其出身，他們所強調的才，指的是士人應有的能力。這類主張要到西魏才有復起的現象，例如六條詔書就是顯例。不過其前提則是站在有賢才的立場上，對人銓衡再以任用。基本上兩者的差異是在於六條詔書是由主權者認可，賢才主義主張者者反之。東魏高歡也有類似的主張。北魏末期崔亮所施行的停年格制度，因為其對人才選擇的方式有問題，因此遭到很多批評，其根本否定了賢才主義。不過令門閥主義者做出讓步的原因則是羽林軍之變(519年)，但這之後朝廷政爭紊亂，制度建構在校文弟的身份性階層上，因此權力掌握者不同而有不同態勢，因此漢人門閥想直接表現擁有的名聲已經是困難之事。這時的門閥主義已經全盤否定賢才主義。但是北魏末年門閥主義逐步衰弱顯示了某種強烈由上而下的傾向。

第三章：北魏末年的動亂，起與第一章所述的六鎮，原因在於長期受到忽略，使六鎮軍民地位下降，雖然朝廷早有人建言改鎮為州，不過直到叛亂發生之後才有作為，但卻抑止不了叛亂。擴大的原因有二，一者為地區內部的變亂。另外一項則是各地區外的進攻，兩種方式合流加強了發展的趨勢。叛亂持續了六年左右，亂後朝廷之權掌握在爾朱氏手中，幾經流轉之後西方由宇文泰得勝而東方則是高歡，在往下發展則是兩者的對抗，到北魏的滅亡。而在爾朱氏掌權期間發生的河陰之變呼應的人多是漢人豪族，且倚重城民，破壞了孝文帝以來的秩序。

根據谷川氏的考證，城民可以當作城中人看待，但其也推測應還有州鎮軍士的特別用語之意思，基本條件有二：一為國家軍事力量擔當者；身分不同於州郡民。他認為不論外地或中央都有類似性。而成民在叛亂過程中已經顯現出推翻北魏王朝的企圖，谷川氏認為徙民政策是要殲滅敵對力量，鎮州軍也是這個用意。只不過內亂的根源在於鎮軍地位內部的變化，由於職責變得低下，加上成員變得混雜，北族士兵又往往為被欺壓的對象，加上軍隊府戶化與政府門閥主義的官僚制度削弱鎮兵的自由。在人人求高位的思潮下，鎮兵與其對立者產生強烈的矛盾，六鎮之亂就是在此背景之下發生。至於爾朱氏、高歡與宇文泰的代興則都是為了用新的原理來建立國家，谷川道雄認為不應該把北魏的漢化政策作為唯一衰亡原因，他提出城民制度顯現的雙方對立面，而強調了一直存在的胡族政權特性。

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
邱柏翔
1. 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型態

本節主要探討代表遊牧文化的拓跋氏與漢人的農業文化接觸過程中，一方面毫不保留的接受農業文化的生活模式，但又不願放棄過去既有的草原習俗，因此形成了「胡風國俗，雜相糅亂」的型態。拓跋氏最初居於「匈奴之故地」，此地在漢武時已有經營，播下農業文化的種子。但真正使拓跋氏感受到農業經營的重要，要到他們擴張以後，感受到過去的經濟型態不足以維持目前的統治。尤其在拓跋猗盧徙十萬戶至「陘北五縣」及苻堅分散其部落於「漢鄣故地」時，對於拓跋氏拓展農業有重大的影響。

在農業發展穩定後，隨之而來的便是築城。從過去征服者的姿態，到現在反過頭來必須代替漢人抵抗長城外的遊牧民族。雖然拓跋氏吸收大量的農業文化，但是他們無法忘懷草原的生活方式，在狩獵、衣著、飲食仍保持原有的習慣。拓跋君主對於中國的經書十分重視，尤其是法家思想，既可維持統治者尊嚴，又切合部落時代的統治方式。但他們對於經書的重視不過是統治的現實需要，對於思想內容認識並不深刻。

拓跋氏最初任用的人皆與胡人有關，在統治擴張後，把用人範圍延伸至中原士大夫。在五胡十六國時代，慕容氏建立的國家漢化最深，最受中原士族尊重，這個成果也由拓跋氏承繼下來。但由於彰顯其征服者權威及其文化的自卑感，拓跋氏對於中原士族十分苛刻。相較之下，南朝投奔來的士族所受待遇較佳，或許與入魏的方式有關。在這種環境下，拓跋氏本身無法改變既有的草原風俗，士大夫也無力改革，形成在祭祀、音樂、舞蹈等禮儀制度上，呈現「胡風國俗，雜相糅亂」的型態。

2. 崔浩士族政治的理想

崔浩之死，是歷史上重要的問題。他的死因根據《魏書》記載，是由於佛道相爭所致。不過這是由於魏收所處的背景特殊所致。歷來的學者對於崔浩的死因有種種不同的解釋。再深入一點瞭解崔浩本身的思想可以看到，他表現出很濃厚的門第觀念，為了「齊整人倫，分明姓族」，他致力於整理譜籍，強調士庶之別，欲建立以世族為中心的政治型態。不過他並非有意推翻拓跋氏的政權，而是採取合作的方式。但是在崔浩的心中，這種世族中心的政治，是他一直想推動的目標。

在客觀環境方面，永嘉之亂後，中原文化保存於涼洲一隅。北魏取涼州後，河西文化也輸入魏。日後孝文、宣武所制定的典章制度，受河西文化很大的影響。崔浩與這些河西儒者交好，一方面既可實現他世族政治的理想，又可延續了中原傳統文化。但是如此積極拉攏中原大族投入北魏政權，引起了代北大族的反彈。

崔浩對於門閥的重視，不只表現在對於代北大族的輕蔑態度，即使對於同姓但郡望較低的也採取鄙視的態度。因此，代北大族以太子晃為中心，與崔浩為首的中原世族集團展開激烈的衝突。最終，崔浩在這次的政爭中失勢，許多中原大族也受到波及。但並不能僅僅以「國史事件」解釋他的死因，而必須從他的政治理想與政治關係觀察。崔浩死後，中原世族集團與代北集團的衝突還是存在。到孝文帝時，採行遷都洛陽並推動漢化政策，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為了融合雙方的衝突。

3. 《崔氏食經》的歷史與文化意義

《崔氏食經》由崔浩所作，此書不單單為一部食譜，從中也反映了中原世家大族的生活與經濟情況，也包含崔浩的政治與文化理想。這部食經由崔浩母親盧氏口述，崔浩寫成。後來被《齊民要術》所引用，而此書可以反映當時黃河中下游地區築塢堡自給自足的生活型態。從作者對於北方貴族研究看出以下幾個特點：患難與共產生「重同姓」習慣、聚族而居而有共財、共食的特點。此外，門第有家教的傳統，家教包括德性的家風與經史文學的家學。對家族的重視也表現在喪禮上。另外，也可以看出拓跋氏與中原完全不同的飲食習慣。作者認為飲食是一種文化特質，很難經由學習而完全改變其樣貌。不論如何，作者想要透過《崔氏食經》這本書，進入當時的歷史與文化情境。

4. 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

在孝文帝時期，從平城遷都到洛陽。為何會有遷都之舉？作者認為是由於代北有保守勢力的阻饒，對於孝文帝實現文化理想形成一道障礙。至於為何選擇洛陽作為首都？一般來說，鄴城的形勢優於洛陽，加上有黃河險阻，是較合適的選擇。但由於鄴城前有五胡政權速亡的借鏡，加上洛陽可以實現孝文帝的文化理想，因此選擇都洛陽。但遷都之舉造成保守勢力的反對，經過幾次折衝、調和才換取到北方保守勢力的遷都認可，由此可知這些貴族集團實力的雄厚。

在孝文帝《吊比干碑》可看出當時遷都的核心人物，由其以中原士族佔半數。北魏前期的政治權力結構是以氏族為基礎組成部落聯盟的網絡，皇室、帝室、功勛、四方諸姓層次分明。雖然保留舊有的分類形式，但由於鮮卑第二代受過良好的漢化教育，已脫去草原的色彩，也成為遷都的中堅力量。不過此時北方的高車部繼續保有原有的部落型態與生活方式，且掌握強大的軍事力量，對於孝文帝的漢化政策無非是一大阻礙與威脅。如此形成鮮卑新一代與保守勢力兩方面的拉扯。

孝文帝欲培養太子拓跋恂成為一漢化的君主，不過事與願違，太子無法融入漢化的教育中，仍然保有草原文化的特質。因此，他被保守勢力視為復興草原文化的象徵。太師馮熙之喪，太子北赴平城參加，不幸地被這些保守勢力利用叛變。雖然很快便被剷除，但拓跋恂之死，對孝文帝來說是一家庭悲劇。經由此次事件，南北分裂形成。遷都集團雖然很快便融入了中原文化，實現當年崔浩來不及完成的理想，但北方集團退回草原，埋下日後爾朱榮叛亂的導火線。

5. 北魏平城對洛陽規建的影響

平城是北魏前期的首都，自拓跋珪開始經營，顯示由草原文化過渡至農業文化的階段。在建置時，模仿了長安、鄴的風格。從「坊里」制度可以看出其過渡的色彩，即按照不同的社會經濟階級，畫分不同的區域。坊里制度與拓跋氏從「分土定居」到「宗主督護制」有密切的關係。在平城建成後，配合徙民政策移入大量人口至平城，並用坊里制度區隔不同階級的人。在拓跋燾時期雖有擴建平城之舉，但仍然十分簡陋。在孝文帝時期，又經過幾次的修建，綜合了洛陽與江南的形式，並且加入了河西色彩。自此，平城變成一座充滿複雜色彩的城市。這些參與平城建設的人員，如穆亮、董爵、李充等人，也參與洛陽的規制工作。洛陽城許多特點便是承襲平城，這些表現在洛陽的宮城建築與都市計劃的坊里制度上。

6. 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係

拓跋氏早期的婚姻形式是「仲春奔會」，這種文化至遷都洛陽仍存在。除此之外，掠奪婚與繼收婚制也盛行在北方民族當中。而一夫一妻制當為拓跋氏的社會型態。並且，他們最早行內婚制，不過到他們進入東北草原後，已經行外婚制。從「拓跋」二字便可看出是由「胡母鮮卑父」轉變至「胡父鮮卑母」。隨著他們勢力範圍的擴大，婚姻的範圍也跟著加大。

在拓跋氏逐漸控制黃河流域後，一開始通婚的範圍也只限於中原徙民、流民、罪犯、俘虜等，這樣的婚姻遭到中原士族的鄙視。因此，孝文帝下「婚禁詔令」，限制皇族不得與低下階層「卑姓」為婚，並限制拓跋宗室的婚姻範圍在「八族」或「清修」之門。因為「罪入掖庭」而沒入官家或賜與王子的女子，由於沒有經過正式的婚禮，所以是「納不以禮」，因此不能被冊封為妃。透過這些限制，逐步縮小上層的婚姻範圍，再下一步便是與中原士族通婚。
中原士族的婚姻，是維持門第的重要因素。不只有士庶之別，就連士族內部也有高下等級之分。甚至大族間會因為爭婚而產生衝突。在門閥制度形成後，形成一個不可動搖的社會力量，即使政治權力也無法撼動，於是高族與寒門的差距也跟著擴大。婚姻在當時政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婚姻連鎖鍊可以提升他們在政治上的優勢，但也可能因為政治衝突而遭受株連，如「崔浩之獄」即是。當時流行「中表婚姻」，將婚姻限制在小範圍內，幾個家族間累世通婚，親上加親。這種現象不光在中原有之，就連江左也十分重視中表婚姻。

經過通婚後，拓跋氏與中原士族間，除了政治上的從屬關係，彼此間也多了一到親戚關係。雖然一開始中原士族對於拓跋氏採取鄙視的態度，但孝文帝以政治力推動，彼此通婚的情形也逐漸普遍。除了宗室王子娶中原大族女子外，北魏公主受到漢朝和親的影響，嫁給歸附的酋長或南朝投降的顯貴。特別的是，拓跋氏公主婚姻十分自由，既可離婚又可再嫁。孝文帝的通婚政策直接破壞了拓跋氏原有婚姻制度，也引起家庭內部的庶長之爭。不過從正面來看，中原士族的女子將中國傳統文化、生活方式等帶到拓跋氏的家庭中，改變其原有粗獷的氣息。幾代之後，他們的後裔已與漢人無差別，甚至淩駕於漢人之上，可以看出孝文帝的漢化政策收到了效果。

7. 北魏與南朝對峙期的外交關係

北魏與南朝最早通使是發生在永初三年，劉裕主導這次外交活動。之後北魏與南朝之間的通使會隨著情勢的不同而斷斷續續的。不論北方或南方，都想要併吞對方，在戰爭期間，這些使節往往被扣押為人質，待遇差甚至會犧牲性命。在遴選方面，北魏往往選派中原的士大夫去面對重視門第的南朝。江南方面，雖然使節的門第不高，但是對於才辨、容止也十分重視。由於使節代表國家，因此朝廷對他們特別重視。在接待方面，雙方都置有招待的官員「主客」，這也是經過挑選過的，在學識、容貌、談辨以及品級都要與對方使者旗鼓相當。雙方之間的談論是一種對抗，示威於對方，展現國勢之強大。使節如前所述，是國家的代表，若失禮於鄰國，有失國體，則必須受到處分。過程中，雙方的言談都會列入紀錄。

在南北雙方中間的淮泗地區，是主要往來交聘的道路。此地稱之為「邊荒」或匈奴所謂的「甌脫」，就是雙方非武裝的緩衝地帶。但也因為此地為政治的真空地帶，往往吸引了許多「荒人」進入。他們並不屬於任何一政治勢力，往往在夾縫中求生存。這個地區雙方的居民不能進入，唯有使節可以通過此區。南北之間在承平時期有互市的貿易活動，不過北方對於南方貨物較有需求，南方只對於北方的馬有興趣，但北魏往往只輸出次等的馬匹。在雙方戰爭絕市期間，貨物只有透過邊吏與人民偷渡至邊荒交易。即使如此，仍然無法滿足需求。因此北魏的朝廷達官貴人往往派私人代表隨著使節到江南採購貨物。使得這些和平使者並不只具有政治上的作用，也間接促進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與經濟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