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會議全紀錄

國史大綱第十五章會議紀錄　游逸飛

時間：1月8日星期二晚上六點半。
地點：圖書館232討論室
題目：國史大綱第十五章 北方之長期動亂- -五胡十六國
專書報告：
專文報告：童永昌 唐長孺，〈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22-184。
史料帶讀者：游逸飛
左圖：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第169窟（西秦）
右史：西涼張輔墓陶缽解注文
疑難排解：童永昌


☆導讀及原典查核

一.五胡十六國撮要 陳佩歆
二.十六國前後形勢之大概 劉芝慶
三.五胡十六國大事簡表 童永昌
四.胡人之漢化與胡漢合作 邱柏翔262(查核)


參加者　　報告書籍論文

陳佩歆　　北朝史研究，殷憲主編，北京商務，2005。

劉芝慶 《六祖壇經》（版本與作者的考證史）

童永昌 見專文

邱柏翔 馬長壽〈前秦《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產碑》所記關中部族〉收於《中國
古代史讀本》，北京大學；亦收於《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廣西師
範大學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收於《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大學
蕭璠〈東魏、北齊內部的胡、漢問題及其背景〉收於《社會變遷》，中國大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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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五胡是否包含羌族；從部族與地域劃分五胡十六國；鮮卑源氏在唐代以後的流徙；何謂部族？從統治、血緣、地域觀察；五胡的漢化層面；漢化的價值判斷；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動亂與階級鬥爭；六鎮之亂的階級、胡漢、文武背景；西秦炳靈寺佛教石窟藝術；漢晉河西出土解注瓶的宗教背景。

文章摘要：

《六祖壇經》（版本與作者的考證史）　劉芝慶

《六祖壇經》（以下簡稱《壇經》）作者為何，言人人殊，學界曾引起爭論，胡適認為是主要是神會，《壇經》的思想，即是神會的思想； 錢穆反對此說，認為《壇經》應為法海集記，足以代表慧遠思想； 鈴木大拙與胡適論戰，他認為 《壇經》是南宗的傳授本，為慧能之說法集，只是後人又添加部分內容。 那麼，是誰加的？又加了些什麼？宇井伯壽在此基礎上繼續推演，他認為是神會派後人所加， 柳田聖山則認為是牛頭宗與南宗互相影響的產物，編者則是牛頭宗鶴林玄素的弟子法海。
　　
　　對於《壇經》爭論，印順作了總結，他認同胡適說敦煌本《壇經》是現存最早的本子，但非《壇經》的原始版本，且《壇經》並非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而是神會門下用《壇經》來作傳宗的依約憑證，印順又指出《壇經》的版本史：

　　　　燉煌本『壇經』，是經一再的修改添糅而成的。「南方宗旨」與「壇經傳　　　　　
　　　　宗」的特色，可以明確的看出，但由於雜糅為一，實已無法明確的逐段
　　　　分離出來，回復曹溪原本的初形。

　　《壇經》版本的發現，也有一番波折。元代宗寶曾改編《壇經》，學界稱為宗寶本，明版《大藏經》所收《壇經》即為此本。1923年日本學者矢吹慶輝在倫敦博物館收藏的敦煌文書中發現手寫本《壇經》，稱為敦煌本，約成於唐末宋初，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本子，但文字脫落誤寫甚多。除此之外，日本學者又在京都興聖寺發現宋都乾德五年惠晰改編的《壇經》翻印本，其後又在石川縣大乘寺、名古屋真福寺發現此類《壇經》的抄本與刻本，前者稱為大乘寺本，後則稱為真福寺本。由於各版本相繼出本，加上學者對比研究的結果，逐漸認識《壇經》並非成於一時一地一人，而是有一個形成演變的歷史。
　　
　　另外，向達曾於1943年至敦煌訪查古經，曾由當地名士任子宜處發現一冊梵夾式蝶裝本抄經，內有四種禪宗文獻，其一則為《壇經》，向達雖有專文介紹， 但任子宜收藏的版本當時並未出版，後又因中國戰亂不止，此書不知流落何方，　1986年中國成立敦煌吐魯番學會， 周紹良受邀至敦煌訪問，參觀敦煌博物館時 於展示櫃中發現《壇經》，經查驗，此正為任子宜藏本，周紹良隨即拍照複製，　楊曾文即以此與其它版本（主要是以敦煌本、惠昕本）互勘對校，此本可稱敦博本（或曰敦煌新本）。

　　敦博本的發現，除了替現今的《壇經》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與校本之外，　在對校的過程中，周紹良與楊曾文也發現敦博本與敦煌本事實上出自同個版本，　且可補訂敦煌本錯落衍誤之處。 　


唐長孺，〈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22-184。　童永昌

本文討論晉代北境的胡漢關係，以及五胡政權建立後這種關係的重組，並希望藉此釐清五胡亂華的鬥爭本質。自漢代開始，朝廷為了管理北方各民族，以及分散匈奴的力量，將各族遷至塞內外以實邊。迄至魏晉，這些民族也成為中原王朝的兵力來源，魏蜀皆有徵調少數民族為軍的記載，公孫瓚、曹操之於烏桓，曹操之於匈奴，以及蜀漢之於賨、叟、青羌皆屬此。朝廷的管理政策是二元的，部族一方面保持自己原有的體制、稱號，另一方面也接受朝廷的封號，並且由朝廷派官統一管理，許多部落甚至直接編戶化，不再維持原有的組織。他們同時必須繳納賦稅，承擔與編戶民一樣的義務。

各民族的地位相當卑微。自漢代以來遭受的不平等對待延續到魏晉，除了被大地主收為田客，也可能淪為奴僕，史料表明王室貴族或軍隊也會大量掠買奴隸。民族與階級的雙重矛盾為後來的亂世埋下肇因。

惠帝時期的變亂都是小規模的，但八王之亂後，各族的變亂程度加劇，四川甚至陷入李氏的割據。作者認為，從李氏、石勒等人的起事來看，這個時期的民族矛盾並非主因，而是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一致化，剝削者與民族壓迫者屬同一陣營而已。

鮮卑是這個時期的例外，他們一直沒有受到中原的統治，甚至對南方虎視眈眈，因此當匈奴、羯佔據華北時，他們便打著晉室旗號，藉此獲得北方的利益，但當他們與南方王朝接觸時，與晉世的決裂便不可避免。

統治中原迫切需要的是勞動力。北方歷經戰亂，人口稀少，各族都需要掠奪人口以充實生產，這就發展出以軍領戶的制度，將平民置入軍事的管理中，甚至出現以軍事管理人民的封建制，此即營戶的出現，由貴族軍事領袖掌有人民，不歸州郡，在燕、秦都有類似組織，到了赫連勃勃時期，甚至取消州郡，直接以軍鎮統戶，換言之，北魏的軍鎮制度時在肇發於此時。

胡族統治中原，除了維持剝削體制，同時也強調種族報復，但另一方面，為了統治原屬漢人的大區域，也勢必與北方的漢人氏族合作、妥協，此即北方漢人塢堡的存在。石勒、石虎、劉曜未必不想掃清這些獨立的組織，但礙於實力，只能有所優容，任命塢堡主為地方長官，藉此維持雙方關係。鮮卑族的燕則因為在經濟基礎上仰賴流民，因此和這些堡主的關係更緊密，前秦的符氏因為打擊國內貴族的關係，也和漢人維持較好的關係。即使是四川的李雄，也是在地方大姓的支持下才有建立政權的機會。其他如涼等政權，也仰賴漢人士族的幫助。不過這種關係是不穩定的，因此也影響了五胡政權的國祚。

作者認為，在晉末，五胡與漢的階級矛盾較明顯，同時也因此打擊了世家大族的剝削地位，但此後被民族矛盾所取代，迄至各族政權建立，新的矛盾也產生。對基層的人民來說，這都是對社會經濟的嚴重傷害，由此引發了後續的民族融合，而其基礎則是階級意識的覺醒。


邱柏翔（三篇）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

作者分兩部份講，分別是統治階層內胡漢的矛盾以及少數民族問題。在第一部分，以北魏為起點，從崔浩國史事件回過頭檢視這段期間胡漢矛盾的問題。他認為崔浩事件會產生，是由於崔浩過度講士庶之別，拉抬漢人高門、抑制鮮卑人所造成，但這不是特例，漢人門閥看不起鮮卑人是當時普遍的現象。鮮卑人不似南朝特別仰賴士族支持，因此釀成此災難。到北魏孝文帝時，以漢化政策彌補此裂痕。在統治集團內消融胡漢差異，使社會上只有高門與庶民的差別，而不再存有胡漢民族差異。六鎮之亂並不是因民族意識反對漢化，因為胡漢間已無民族矛盾，而是因為階級受壓迫而造成。再者是探討北齊，在淮陰之變時，爾朱榮將漢族高門屠殺殆盡。高歡出身為六鎮軍官，六鎮雖然有四種來源，但總體來說他們是受壓迫階級。在高歡統治之下，瀰漫著大鮮卑主義風潮，此種風氣下使士族成為被壓迫對象。只有對有實力的漢族地主豪強高歡才會加以攏絡。但是在北周又是另外一種情況，宇文泰的出身與高歡同，但他採用「胡化」漢人的方式，用鮮卑兵制去融合胡漢。另一方面，正好宇文泰的勢力在學術發展較差、門閥不盛的關中，更加不用去理會漢族高門的問題。但宇文泰會以周官典制當作統治手段，而不只是高歡純粹採取欺凌漢人的做法。

在少數民族的問題方面，作者分述丁零、四種胡（山胡、盧水胡、契胡、焉耆胡）、羌、蠻族（巴、蜀）等。丁零是匈奴的別種，他在北魏也是受壓迫的被統治階級，並且與六鎮軍人合作反魏。再度證明六鎮之亂非反對漢化，而是階級問題的觀點。而胡人與西域的關係較密切。羌多分布於甘肅。蠻族位置較接近益州。統治者對於這些民族多採取大同小異的統治方式。也就是徵發他們為兵，或劫賣為奴。甚至在附近設置「鎮」（不設置一般州郡），並且以護軍都督監事並鎮壓少數民族的動亂。不過，當地的酋長可以為統治者所利用，用以統治自己的部落。雖列為少數民族，但彼此之間的地位仍是有差異的。這些少數民族漢化與否就與他們與統治階層的親疏遠近有關。但整體來說，在北魏孝文帝以後，以致於北齊、北周建立，境內已經沒有胡漢或胡胡的民族問題，動亂及叛變都來自階級壓迫的問題。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前秦《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產碑》所記關中部族〉

前秦《鄧太尉祠碑》在蒲城縣東北七十里東河川（洛水西岸），由前秦馮翊護軍鄭能建立。《廣武將軍□產碑》本有題字，應稱《立界山石祠碑》；但由於許多人不曾看過碑額，因正文開頭廣武將軍而稱之。所在地為白水縣東北三十里之縱目鎮。文章中間是針對兩篇的內容做考釋，尤其是少數民族的姓氏、其分佈地區、魏晉時期的官吏系統等等。最後做出以下結論：首先，十六國的少數民族集中於渭河以北，實力以氐、羌最大，盧水胡、屠各次之。氐人受漢族影響最大，語言、姓氏皆彷漢人，也可以解釋為何碑文上為何典章制度均法魏晉。不過他也保有與他民族的接觸，因此能與三秦大戶合作，相對的，雖然羌很早便進入中國，但入關後便與原屬地隔離，其經濟文化皆不如氐。在前秦統治下，氐、羌的上層階級是共同統治中國的，前秦滅後，羌人又統治三十年，因此又可證明這兩族的實力最強。最後作者談前秦編戶與雜戶，這也是承襲漢魏、西晉的制度。編戶即正戶，需要負擔一切國家義務。而雜戶如兵家、雜工、醫寺、雜胡等，只需服役，由其是少數民族「雜胡」更是如此。但非所有少數民族都列為雜戶，雜戶多屬依附大族發展之民族，如羌戶。但也有許多發展條件較好的民族，比較早便成為編戶，如氐人。羌族到苻堅時，仍大多依附在羌族大性的統治下，過著落後的生活。恐怕政治壓迫和兵役剝削是令他們落後，且與漢族難與融合的重要原因。

蕭璠〈東魏、北期內部的胡、漢問題及其背景〉收於《社會變遷》，中國大百科

北魏征服華北以後，由於胡漢的接觸增多，產生的衝突亦多。北魏採取的是一種征服王朝的統治型式，不但大量屠殺漢人，並且普遍設置鎮戍以防衛漢人，甚至在漢觀任用後還需要以監視官加以防範，與後來的滿清政權有類似之處。而孝文帝即位後，面臨鮮卑族戰鬥力的衰退，必須以漢化政策來消弭胡漢的裂痕。胡漢問題在表面上解決了，卻造成了鮮卑內部的分裂。南方完全胡化，而北方完全漢化。「文漢胡武」的觀念一直存在著，造成日後鮮卑舊勢力的暴動。作者在此也反駁周一良完全將六鎮之亂視為階級問題。他認為仍是民族文化的差易造成此次叛變。不論如何，最後六鎮軍長高歡與宇文泰的統治階層，是代表「武質」的北方武人。他們取得政權後，便開始對漢人及其文化展開報復，帶有濃厚的民族意識。不但如此，還反過來要胡化漢人。因此高歡與宇文泰均以恢復傳統鮮卑文化為志，在語言、習俗、宗教、娛樂加以提倡。並且，高歡認為自己是鮮卑人。他對於鮮卑的認同及對漢人的敵意，始終使胡漢問題無法解決。不過有很多因素，迫使他必須與漢人取得合作。

高歡一開始的力量不強，不過關東地區漢人門閥豪族匯聚，在當地具有強大的勢力。在六鎮叛亂後，這些豪強變組織起來自保，不過下場不是被殺便是受到拉攏。這些人也是高歡極力要攏絡以壯大自己的對象。山東豪強在後來捲入了魏帝與爾朱氏的政治鬥爭中，高歡與山東豪強便以反爾朱氏為共同目標，相互妥協形成一個以高歡為首的胡漢集團。但高歡既不懂漢語、亦沒有統治漢人的經驗，必須借助漢人的力量，處處對漢人豪強高門妥協。雖然在表面上消除了胡漢之間的衝突，但高歡打從心中仍對漢人不信任。不過他的太子高澄為了培養自己的班底，卻一反傳統，任用大批的漢人文士。在政策上打壓權貴，頗有以漢制胡的味道。但卻造成了勳貴們的報復行動，而由高洋即位。

高洋一反高澄的做法，將重心放在胡人及軍隊上。並且將漢人勇士調遣至邊疆，削弱漢人內部勢力。不過在行政上記成了高澄以漢制胡的策略，大量任用漢官，但也造成其太子高殷太過漢化、文弱。高洋十分擔憂這個現象，只好在太子周圍先作布局。但是高殷即位後，輔政大臣均為漢人，胡人舊勢力因此發動政變，以高演替代高殷，漢人從此而失勢。胡內華外的態度及對漢人差別待遇反映在政策上，「文漢胡武」的觀念使武人疾視文人。漢人開始區服於胡人勢力，做逢迎鮮卑人的舉動。雖說胡內華外，但是仍有部分漢人在政治上具有影響力。有些人甚至還想借此改革，任用漢人、提倡漢化以對付胡人。不料卻爆發了祖珽事件與漢族六文官被屠事件，漢人再度遭到沉重的打擊。到了北齊末，開始要對付周人入侵，漢族編戶齊民被迫編入軍隊中，被鮮卑核心武力騎兵殘殺、蹂躪，命運更加悲慘。不論是在上層或是下層社會，這種胡漢之間的衝突一直不斷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