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會議全紀錄

國史大綱第十四章 邱柏翔

時間：12月25日星期二晚上六點半。
地點：圖書館232討論室
題目：國史大綱第十四章 長江流域之新原地- -東晉南渡
專書報告：童永昌 《魏晉清談》
專文報告：邱柏翔 田餘慶〈北府兵始末〉《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6
史料帶讀者：游逸飛
左圖：王羲之法書
右史：東晉泰和元年馮慶買地卷
參考資料：
林留根，〈江蘇鎮江東晉紀年墓清理簡報〉，
《東南文化》1989年第2期，頁153-158、134。
請自行上中國期刊網下載、列印。

疑難排解：清談、玄學報告者


☆導讀

一.東晉帝系及年歷（包括查核） 劉育信
二.東晉一代之北伐與內亂 陳佩歆

第二節原典查核

239-240 陳怡婷
241 林楓玨
242 邱柏翔
243 劉芝慶
244 童永昌
245-246 施昱丞

參加者　 報告書籍論文

陳怡婷 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講演錄》第九篇

陳佩歆　章義和《地域集團與南朝政治》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劉芝慶 周伯戡〈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的理論基礎〉《台大歷史學報》第9期。

劉育信

童永昌 唐翼明，《魏晉清談》，台北：東大，2002。

林楓玨 楊聯陞，〈晉代經濟史釋論〉，《國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施昱丞 錢穆先生，《國學概論》第六章(旁及部分的第五章與第七章)，北京商務，2005

邱柏翔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2005.6

討論紀要：

1.東漢以後中國重心的轉移，自北方轉向南方。錢穆以曹操赤壁之戰無法取勝證之。張大可在《三國史研究》對於三國實力的探討顯示，吳與蜀必須結合在一起才能在經濟上與曹魏抗衡。雖然南方在經濟上有漸起的跡象，但關鍵能否將經濟力轉化為政治力。

2.赤壁之戰也有一說認為是因為受到瘟疫的影響，《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便採取這樣的角度，不過《蜀書》、《吳書》並不如此記載，或許是為了掩蓋曹操的失敗，以非人為的因素解釋。

3.簡文帝是清談的第二流人物，甚至會自行組成讀書會，不過他卻稻、草不分，再回頭看到前次對於晉惠帝的記載，「何不食肉糜？」卻認為其白癡。是否有失公允之處？應當解釋為皇室與民間脫節會比較好。

4.論北伐︰報告田餘慶〈北府兵始末〉摘要，認為北伐的政治因素大於他們的口號。恢復中原並不是他們的目的，其重要性在於可以號召人心，在國內的政治鬥爭中，可以壓制對對手。大抵上來說是中央加上寒門對抗士族，只不過桓溫最後卻形成尾大不掉的勢力。

5.報告 唐翼明，《魏晉清談》。綜合過去的研究並對於清談是不是對經學的反動進行檢討。

6.再來是書法的部分，更確切的說是「法書」。因為有法書一定的書寫方式–「法」，也就是有固定的典範。王羲之法書的精采處在於他能夠破例。而書法界一直存在著二王優劣論，到底王羲之、獻之誰較優？不過現在流傳的王羲之的字帖均為仿的。在二十世紀，一直在探討蘭亭序是否為真。至於對於王羲之方面的研究，日本人較多。

7.最後是關於買地券的部分，買地券是給死後的人用的。關於買地券的問題，魯西奇先生有比較詳盡的研究。從這次東晉泰和元年馮慶買地卷中，也可以發現神仙官的差異，到底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何時出現？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


文章摘要：

周伯戡〈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的理論基礎〉　劉芝慶

　　晉成帝、康帝年間，中國發生王權與宗教的辯論， 辯論的主題是佛教徒應不應該向君王禮拜？

　　當時總領朝政的桓玄，他聽從庾冰、何充的建議，寫信給佛教界，下令全國沙門必須要向君王敬禮。桓玄在信中指出，佛教教化雖廣，但是教化以禮敬為本，　況且天地萬物之所依存，在於王者，《老子》尚且把王者視為三大之一 ，資生萬物，有賴君王，故人人應要禮拜君王，沙門也不例外。

　　這道命令引起當時佛教界領袖慧遠的反對。慧遠致書桓玄，宣稱沙門乃方外之賓，不在方內，不必尊從俗世規矩向君主禮拜，桓玄收到信後，信服慧遠論證，取消僧侶須向王者禮拜的命令。

　　關於〈沙門不敬王者論〉的始末，還有再說明的必要，原來當時慧遠收到桓玄的信之後，回了一封信給桓玄。第二年，慧遠又把之前第一封信裡的論點，續寫成一篇較有系統的文章，文章共有五篇，就是〈沙門不敬王者論〉。

　　慧遠並不否認王權，而是他認為王權是世俗的，應由包括在家居士之內的入世之人禮拜，而僧侶則是方外之人，方外之人自有佛祖可依，不必像俗世般凡事依憑君王。我們如果與《春秋繁露》比對，會發現董仲舒與慧遠對王權的看法有同有異，相同處，是他們都承認王權的必要性，相異處，則是董仲舒以王喻天，理論上以天制衡君王，實值上卻造成了君權的獨大；慧遠則否，他認為王權雖然崇高，實在世俗，並非唯一，因此方內方外方各有所屬，王權不能逾越。

　　除此之外，慧遠認為佛教的「色（rupa）不離如（Suchness），如不離色」　　　與道家的道生萬物可類比──「道」內攝於「物」中，「物」不離「道」。反過來講　「道生於無」的「無」，亦可比附佛教的「空」。道家言物之用，用非物之本質　而是在特殊環境下產生的實相，莊子以此出發，於是大談材與不材、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此乃深明物之用非本質之故。　

　　慧遠並未完全深入莊子本意，他的目的也不在於此。因為他用此概念解釋佛教的自性皆是空，乃「因緣以之生」，因此佛教的「空」，在慧遠的觀念中，其實已成宇宙的本體，是一切世界實有轉生出之本。因此空生實有與道生萬物是同樣的概念解讀。

　　總觀整篇，我們可以說，慧遠藉由道家的本體論與形上學切入，以此籬清佛學之複雜幽微處，同時也也王權與佛僧的關係創造一個新的空間。「這新的佛教理論，形式上，維持了原有沙門與君主的自主地位，但內涵上，是一種道佛的混合體。因此，這理論不但加強了傳統佛教中君主與沙門的自主性，同時也與中國思想緊緊地相銜接。」


專書摘要：唐翼明，《魏晉清談》，臺北：東大出版社，民91。　童永昌

本書據稱是學界第一本專論清談之作。作者認為前人都將清談與思想內涵、社會政治變動過份結合，以致淡化了清談的自我屬性，因此著書辨之。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析論清談的定義、形式與內容，我想可稱是清談的「常」；下編討論清談從漢末到南朝的發展，處理的是清談的「變」。

首章辨析「清談」一辭的定義。作者認為，今世所用清談，其義有三：無益於世的空言、魏晉時期的玄談、魏晉玄學的代稱，三義可能成於明清人之手，但皆不達清談本義，僅第二義較合作者初心。考諸史冊，清談本有雅談、美談與正論三義，且以第一義散見於漢末至魏晉南北朝間，並無特別變化。若再去看雅談的類型，則有泛論、論人與論學三種，只有最後一種是當今研究的主題。此外，清議在當時也並不能與清談並稱，而僅是清談原義的第三義。據《世說新語》，今所稱清談，實在應稱為「清言」，惟因使用習慣，作者沿用清談，但定其為「魏晉時代的貴族知識分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為主要內容，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說論辯為基本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頁43）。

清談的形式有一人主講式、二人論辯式、多人討論式。多半是由主發論，客發難，彼此往來，稱之為番，數番之後若一方落敗，便稱「屈」，結束此輪清談，若有人想挑戰勝方，便可新開一局主客。偶爾亦會有強詞奪理、理屈而辯不止，謂之「遊辭」。清談最主要的準備，就是勢均力敵的對手，這些「談客」必須博學善辯，這也是多人討論式較少出現的原因，因為要讓高手齊聚一堂，實有困難。

清談的境界，則有「拔新領異」、「理中」、「辭約旨達」、「辭條豐蔚」、「風度優雅」、「語音節奏之美」等標準，換言之不止重理論本身，亦重視外部的表現。最後，清談也是一種當時的社交活動與心智娛樂，只是不能過度強調。

清談的內容除了三玄，亦討論名家、佛經，同時也提出新的哲學命題，例如「本末有無」、「自然名教」、「言意」、「性情」、「君父先後」、「才性」等，有時也會討論先秦的其他經典，評論人物或討論養生之道，乃至聲音、夢、鬼神、視覺生成等問題，內容豐富多變。

清談的生成，是對漢代講經的反動，即從章句之學，轉向「浮華」，這是范曄的觀點，實際上是一種新的學術風氣。這種風氣又是因為黨錮之禍的影響，士人自命清流，藉由議論時政、品評人物，或著討論學術問題，因此，從漢末到魏出，可視為清談的醞釀期。魏太和初，以荀粲為首的學者開創了談玄的風氣，作者認為荀粲並非道家，但他確實打開了儒家的學術門戶，引進了新的學術成分。太和四年以後，因為曹睿禁浮華，清談一度受抑，但隨著曹爽秉政，以何晏、王弼為首的學者又開始帶動清談，此即正始談座的成立。正始談座為清談奠下基礎，往後的清談都不能超越此峰，此期的談客尚有夏侯玄、傅嘏、鍾會、司馬師等。

司馬篡魏，屠戮親魏名士，導致清談的中衰，這時期出現的典範是竹林七賢。作者並不在意是否真有七賢，重點在於這些人隱居山林、任誕自得的生活方式，開創了清談的另一種特色，也造成後世對清談的印象，就是放任、飲酒、不管世事。也正是這個時期，道家思想備受推崇，《莊子》的地位提升，成為清談的重要經典。

司馬氏政權草創之初，清談名士一部分被殺戮，另一部份則協助司馬氏建立政權，清談沉寂了近三十年，爾後有樂廣對清談的提倡，此下遂開元康談座的盛況，這時期的著名談客是王衍、裴頠與郭象，王導等年輕一輩也展露頭角。但元康時期，清談與放蕩關係密切，這是政治混亂的影響，也是清談的不幸。

清談在東晉穩定以後，逐步復興，關鍵人物是王導，他在咸康年間籌組新的談座，與殷浩辯難，並且提攜後進，作者認為這是具有傳承意義的一次聚會，殷浩則成為咸康到永和間的重要談客，此外尚有王羲之、桓溫、孫盛等人。值得注意的是晉簡文帝司馬昱也是談客，雖然他的素質不佳，但卻是唯一一位清談皇帝。不過作者沒有就此點繼續申論。

這個時期需要注意的是高僧也成為談座中人，支道林、竺法深等人馳騁其間，佛理在這個時期成為清談的重要內容，殷浩本人除了深讀三玄，也努力研習佛典。這是東晉清談的最重要時期，太和以後，清談人物素質下降，也沒有新的理論產生，從而也沒有重要的學術爭論，清談走上了衰退期，到了南朝，清談逐漸回歸到國子學與太學，儒家的經典也重新被引介，但此已可謂是清談的尾聲，作者沒有多論。

作者在餘論中，駁斥了顧炎武「清談誤國」的觀點，認為清談本是一種學術活動，本與政局無關，西晉的滅亡，主要是王衍等人的墮落，並不能據此否定清談的積極意義。清談挑戰了漢代的學術權威，開啟了多元的辯論，給予唐宋文明新的動力，這些都是正面貢獻。但余英時也在本書序中提出，作者雖有「言外之意」，得其同情，但清談誤國並非顧氏新見，作者還必須考慮同時代的意見。在方法論上，余氏也提醒學者要小心名詞辨析的局限，因為中文詞彙使用較不嚴謹，不見得能建立起完善的架構，不能以未見為未有。

在我個人來看，本書記有學術史的成分，也帶有文化史的色彩，作者將清談當作一種文化行為，討論其在社會交際中的功能，以及各種的形式、標準，相當有意思。但提出新的主題，又會衍生許多子題，如清談的論辯色彩，也非魏晉獨有，其所舉出的標準，如言簡旨遠等，可能也需要說明其發展的過程。


楊聯陞，〈晉代經濟史論〉，《國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林楓玨

這篇文章是作者博士論文《晉書食貨志譯注》的引言， 可想而知，作者是想藉由這篇文章，說明《晉書》當中的〈食貨志〉有甚麼研究的價值。

作者提及，目前流通的《晉書》是由唐太宗於貞觀十八年(西元644年)下令編撰的，原因是唐太宗認為其他十八家的版本寫得不好，唐太宗於書中留下四篇論贊， 因而本書被冠上「御撰」的頭銜。作者提及，後代學者對這本史書作的研究不多，就算有，也屬於不好的作品，而《晉書》的校勘、注釋方面做得更少，尤其是〈食貨志〉。

作者提到，從遠古時代到隋朝覆滅前，中國有十五部朝代史，其中只有五部敘述經濟事務的「志」或「書」。其中《晉書》和《隋書》的〈食貨志〉都是於七世紀中葉時編修的，由官方史家修篆以補充言緒稍早的作品。這兩部史書的撰寫者幾乎都是同一批人，有趣的是，在他們的努力之下，兩部史書中的〈食貨志〉並無重複之處，並且有些討論晉代經濟的史料出現於《隋書》，而非《晉書》，關於這點作者認為是因為同一批作者想於《隋書》中補充《晉書》中不足之處。

作者認為《晉書》的〈食貨志〉不只是就西晉(西元256-317年)一代作廣泛地記述，也回溯到東漢時代(西元23-220年)，承續班固於《漢書》裡留下的脈絡，因此作者認為《晉書》的〈食貨志〉無疑是二到四世紀中國經濟史最重要的文獻。

接著，敘述這個時代的幾項重要特徵。作者認為從二世紀末到五世紀初，中國歷史出現了一連串的大變革，分為三個方面。第一為政治上的紛擾，這個兩百年內，中國經歷了漢王朝的崩滅，三國時代(西元220-264年)的分崩離析，西晉短暫的統一，接著則是胡人的入侵和建國。

第二為文化上的變革，作者認為，當曹操獎掖有才無行之士後，儒家倫理日趨沒落。 學術成員家庭的禁臠。但另一方面，佛教此刻也於開始流行於中國，在佛教的刺激下，本土宗教─道教吸收了部份佛教的思想，轉化為一個更有組織更具思考規模的宗教。

第三為社會、經濟的變遷。作者首先注意到的為此時期人口驚人的下降。 口數或戶數的銳減有三個原因，第一，死亡；第二，遷徙；最後，未曾登記於政府的紀錄之中，作者認為以第一點為最主要的原因，在那個時間戰爭、瘟疫和饑荒頻繁，人命是不值錢的，人吃人的事情一再發生。這三項因素都有社會、經濟上的重要性。
漢人的遷徙，由中國西部、北部往南部的長江流域，但也不少例子是往西南四川或往北遼寧移動，到了四世紀末，估計有一百萬北方人，在南方定居下來。在東晉時代，這些移民的戶籍登記變成一個嚴重的問題，來自北方的移民，始終認為他們屬於原先北方的州郡，因此有著「僑州」、「僑郡」以及日後的「土斷」政策，將移民成功地登記於政府「黃籍」之中。

而豪門士族蔭護奴婢的風俗，可以追朔到漢朝。一個強而有力的家族，其成員都長包括尋求生存的人，這些附屬於大家庭的成員，稱為「客」；而附屬於將軍或勢家的戰士就稱為「部曲」，這些課和部曲都世代隸屬於他人。
鑒於這些時代變遷，三國和晉代政府，致力於透過勸農、興修水利以及建立農業性的民屯和軍屯來誘使老百姓定居下來，而這就牽涉到土地和賦稅制度了。

作者認為，我們應該將晉朝的土地制度當成漢朝與北朝之間土地法規的過渡，這樣才可以盡可能地瞭解晉朝的土地制度。 漢朝的法規用意在限制富家勢族所能擁有的土地數量，但從未實行過，而北方諸王朝頒布一系列的法規，則是要將政府所擁有的土地分配給全國百姓，夾在中間的晉朝，一方面繼承前朝的土地限制政策，同時也預告著日後北方王朝土地分配政策的先驅。

作者提到，〈食貨志〉當中，有三段討論土地制度，其中兩個段落無多大的爭議，但第三個段落則爭論不斷，文字如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

作者於以下花了很大篇幅考訂這段文字的真正意涵，作者認為文字中的「占田」為占有、持有之意；課田非傳統的課稅之意，而是分配的意思。

因此作者以這段話證明晉朝的土地政策為上承漢朝下啟北朝，因為這段話限定每個人占田的數量，並且說明政府會分配多少田地，在這樣的解釋下，晉代的土地政策就與「均田」制有關了。作者認為「均田」與「課田」目標其實都是為了取得人民的勞役。

因為講土地制度，一定要說明當時代的「賦稅制度」。晉代的賦稅制度並無完整的紀錄，問題與土地制度一樣，都是隱晦不明。作者提到曹操以每畝四升的稅率徵收稅率，而有漢一代，土地稅幾乎都是三十稅一，每畝的產量為三斛，那麼土地稅即高達每畝十升，因此作者認為曹操固定的低稅率，是為了在飢荒的歲月給百姓休生養息的機會。

上述為一般人民的土地稅，而政府底下軍屯和民屯的稅率則是什稅五，作者認為上述兩種稅率於晉代大部分時期內都未改變，後來可能改為某個固定的數量。 晉朝從初年以來即徵收了好幾種田賦。「租」在晉朝及稍後的朝代，都兼指不管是按畝、按戶還是按口納稅的穀物。接著作者列舉了三段史料來說明晉代賦稅制度，並說明這裡面有甚麼問題。最後作者對晉代賦稅制度作下結論：1.當一大塊土地因為頻繁的動亂而造成荒蕪的情況時，一種較輕的稅賦或者豁免田賦皆有助於墾殖；2.要保證獲得足夠的收入，在田賦上，就得對持有的情況加以清丈和登陸。


田餘慶〈北府兵始末〉摘要　邱柏翔

本篇的對象是從兩晉之劉宋這段時間，在歷史上赫赫有名但是只有寥寥數筆的北府兵，去探討其建置以及其影響。首先，最早的北府特只廣陵，要到郗鑒過江南下移鎮京口後才使京口專稱北府。因較廣陵近之故，才能達到捍衛建康安危之效。在廣陵、京口一帶佈重兵，與其是防備北方胡族，倒不如說是接應南下士族與防備流民帥過江，因為這條路線正是北方南下的重要通道。過江士族在東晉政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流民帥卻是一股不穩定的勢力，也是政權特別防範的對象。因此他們被迫停駐在江淮之間，一方面維持抗胡復土的信念，又可使東晉政權沒有安頓流民上的困擾。這些江淮的流民熟在北伐發揮了作用，不過直到郗鑒為了平定蘇峻之亂以後，才正式利用這些流民集團建立了「北府兵」。也是這時期，使北府之名由廣陵轉為京口。北府兵在京口一方面離建康較近，容易應變；對於對岸的廣陵也有節制的作用。另一方面，京口地廣人稀，適合安置南下的流民。在策略上，一面可以控制三吳，又可防衛建康，在積極面亦可對抗上游。郗鑒本人也是東晉政局長期穩定的力量來源。

郗鑒死後，由蔡謨出任。北府兵的特色在於：這些北府的繼任將領都有北府的經歷，另一方面，郗家沒有因為郗鑒死而沒落，在北府始終保有很強的影響力。因此可視為一支半獨立性質的家軍。而且北府之任者皆為僑姓門閥士族。這些特點都可維持北府重鎮的穩定，並且發揮其政治上與軍事上的作用。在此時，豫州也建立起西府兵，將江淮的流民整合納入，並且擴大都督軍事範圍至江北。自此以後，豫州的西府與徐州的北府便成為建康的左右手，對抗上游的力量，在未來謝玄重組北府也有重要的作用。但相較之下，北府因為有京口一帶可以安置流民而西府無，因此使西府發展受到侷限，在戰略上始終是北府為主、西府為輔的型態。永和北伐後，兩府耗損極大，使上游的桓溫趁機取得大權。北府、西府的軍事低盪期，要到了謝玄重整兩府之後，才重新恢復其地位。

謝玄重組北府兵是為了謝安能與上游的桓充相對抗。此時，桓一任豫州鎮將，不但使上下游的桓謝兩方有個緩衝；另一方面，也使北府能重新與西府取得聯繫，日後共同對付前秦符堅。此時北府兵所欲招募的是將領而非士卒，其對象便是青兗徐三州的流民帥，流民帥底下便有豐富的兵源可資利用。這些募來的將領，有些本就是北府舊將，因此可知北府兵與流民帥只是名義上的區分而已，在實質上並無不同。另一方面，西府的情況與北府也差不多。雙方聯合力量是由北府出將卒，而指揮則由西府負責。謝玄的北府兵就是兩者的整合的產物，以這樣的軍力在淝水之戰大破符堅大軍。

淝水戰後，客觀條件使北府兵有機會北伐。不過在這時候，北府的權力結構出現兩次變化。第一次是謝氏退出北府而由朱序代任。之後中央排除了桓氏在上游的勢力，分別由孝武帝與司馬道子分取各鎮權力。北府兵雖由青兗二州刺史朱序指揮，但與根本地徐州失去聯繫；司馬恬代朱序以後，已不再停駐淮地，而是鎮於京口。而司馬道子雖兼領徐州刺使，但只是名義上，實際上並不統領北府兵。使得北府兵既無法回到京口，又無人指揮。這兩次的變動是反映了孝武帝與司馬道子主相暗爭的結果。在第二次權力變化中，朱序被外戚的王恭所取代，權力收歸孝武帝。在孝武帝死後，隨著東晉統治內部鬥爭的激化，北府諸將捲入了內戰。

在安帝隆安以後，原本平衡的門閥政治被破壞，因此內戰出現。有四個主要集團，分別是司馬道子父子代表的東晉皇室勢力、代表門閥士族的桓玄、盧循與孫恩等道教農民集團、劉牢之的北府將。劉牢之最有力量，但敗於其政治理念。劉牢施失敗後，由諸桓接受北府士卒。但逃過一劫的北府舊將劉裕卻吸取劉牢之的教訓，驅逐了桓玄的勢力。他的成功也是因為重整北府兵所促成，但由於在這時期征伐過度，使得北府兵無法得到補充。雖然欲仿效最初給田宅的方式招募，卻因時空環境的不同而收不到效果。最後反而促成荊雍兵的崛起。入齊以後，北府兵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永明二年（484）「始省軍府」宣告北府兵的結束。加上行土斷制，不再有充北府兵、不負擔其他繇役負擔的特權，因此北府兵不再有軍事優勢，到了隋開皇九年，竟然在未受到有力抵抗的情況下，攻下了曾是軍事重鎮的京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