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5日 星期五

第二十二章會議全紀錄

時間:5月27日 & 6月3日星期二晚上七點。
地點:圖書館232討論室
題目:國史大綱第二十二章 統一盛運之再臨--隋室興亡及唐初
特別來賓:方令光。
專論報告:童永昌 陳俊強,《皇權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史傳報告:邱柏翔 新舊唐書〈李靖傳〉
史料帶讀者:游逸飛
左圖:
右史:(唐)強偉墓誌銘
參考資料:游逸飛,〈強偉墓誌銘注釋〉,未刊稿。
     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六冊第548則「強偉誌」。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志匯編》麟德○二六。


疑難排解:
☆導讀★原典查核
一.隋代帝系及年歷 施昱丞
二.隋代國計之富足 邱柏翔
三.煬帝之誇大狂 林郡儀
四.唐代帝系及年歷 謝仁晏
五.貞觀之治 童永昌

參加者  報告書籍論文
劉芝慶 龔鵬程,〈《文心雕龍》的文體論〉,《文學批評的視野》。
施昱丞 吳競《貞觀政要》卷一~二相關章節
邱柏翔 同史傳報告
林郡儀 高明士等編,《隋唐五代史》第二、三章,台北:里仁,2006。
謝仁晏 陳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識〉收於《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
台北:允晨,2007。

會議紀錄:
5/27
一、國史大綱在當今歷史學界之地位。
二、隋煬帝死後的政局形勢--從李淵、王世充對楊隋的態度談起;兼論李唐的正統觀。
三、武則天年號的寓意。
四、武氏新字對出土墓誌銘的斷代價值;巫鴻認為敦煌某幅壁畫反映了「瞾」字的結構。
五、隋唐時期皇位繼承不穩定的原因--從胡族傳統與開國典範觀察。
六、隋代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從契約論與教化論談起。
七、南北朝後期至隋初的社會安定。
八、北周、隋人口數字之失實--北周戶口不能多過北齊;北周禪隋時,戶口應包含北齊戶口;隋的人口增長不至如此之大;兼論隋之富強並非文帝一人之力,實憑藉北朝後期的強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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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與史料間的磨合與運用,理論形成的特殊性與時代背景,理論運用的挶限,史料與論者的關係,推論與詮釋。另,理論可能往往簡化成術語或是名詞,例如福科的「知識考古」,其背後蘊涵許多說明與論證,但我們使用術語時往往可能忽略了整體的意涵。
二、「氓」的本義與演變。
三、論煬帝的措施,如開運河、疏溝渠、文學素養與政策等等,對後世的影響與當時的觀感。
四、運河的開通、運作、水陸等方面對民生的效用,可參可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
五、煬帝在江都時不止與文學圈,亦與宗教士人亦頗熟稔,如天台智顗。關於隋代佛教史的研究,可參考藍吉富《隋代佛教史述論》。
六、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冑獨不下帝,帝每銜之。冑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隋唐嘉話》頁2。

專題及文章摘要:
史料與理論的共通點--追尋歷史的真相
游逸飛*
一 經典與當下
歷史與理論的關係是永恆的辯證,其間論題足以寫一本大書,代表作為彼得.柏克(Peter Burke)的《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但並非所有論題都切於當下,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自己的問題,有自己要尋找的解決之道。
二 歷史與理論並不對等,對等的是史料
歷史是過往人類活動、經驗、智慧的總集合(不計自然史),儘管人類沒有能力完全復原歷史。理論則是人類智慧的一個區塊,是人類企圖解釋自身活動所建立的模式(不計自然科學理論),只是歷史的一部分。因此把歷史學與社會理論對等起來並不合理,只是合乎當代學術界板塊的方便說法。
歷史學家的看家本領是解讀史料,但史料永遠是斷簡殘編,永遠不能「完全」告訴人們發生了什麼。因此重建歷史不能只依賴史料,還要仰賴理論,史料與理論是對等、互補的關係。

三 依據與推論:史料與理論的關係

  史料不會主動說話,史料的意義只有透過史家的詮釋才能顯現;相反的,史家的詮釋如果失去史料的依據,便成假說、空論。但「詮釋」一辭太強調史家的主觀判斷、一己之見,我們應該用更中性的詞彙取代,例如「推論」。只有「史家的推論」與「史料的依據」兩者相互依存,我們才能藉以追尋歷史的真相。

  歷史學極為注意「史料」,我們都知道要留意史料本身的性質、所處的環境、留存的原因等等。但歷史學很少告訴我們「推論」同樣要留意,甚至更須留意。史家推論時,往往只是留意有沒有史料依據,其他環節往往以常識性的、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生經驗、普世價值解釋,例如人天性趨利、性別有差異、供需理論、統治階層較為優越等等。這些常識確實有很強的歷時性、普世性,可以適用於大多數的推論。但歷史的全貌裡肯定有這些常識不能解釋之處,有史料沒有留存之處,如果歷史學家的天職是想方設法重現歷史的全貌,我們就必須超越常識,汲取精微的理論,濟殘缺史料之不足,建立更完善的推論,重現歷史的真相。

  西方社會理論不完全適用於中國史是史家共識。但社會理論不是空中樓閣,其中也汲取了大量西洋史的養分;如果推論時憑藉常識是有效的,那憑藉西洋史、西方社會淬煉出的理論,並無可議之處。更何況這些理論往往宣稱有一定的普遍性,史家的心態何妨開放,只要保持謹慎推論的習慣即可。事實上史家習慣仰賴的史料裡只有正史有紀錄歷史全貌的企圖,其他材料往往是一人一時一地的一家之言。憑藉特殊史料所建立出的歷史圖像,未必就比善用理論所建立的歷史圖像更真實。也只有真正具有理論思維,才會了解目前憑藉常識與少量理論所建立的中國史圖像有多麼不真實。

  最後援引柏克的結語以代本文結語:
無論新理念來自何方,對其採取開放態度,而且能夠讓它為自己所用,又能夠找出檢測其有效性的方式,或可說是優秀歷史學家的標誌,同樣也是優秀理論家的標誌。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本質是一致的。

書評:陳俊強,《皇權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童永昌
本書要藉恩赦制度觀察皇帝制度的特質。作者長期關注此課題,碩士論文即為《魏晉南朝恩赦制度的探討》(已由文史哲於1997年出版),本書與其碩論互為犄角,合而為中古恩赦制度的全面研究。學人早有致力於恩赦制度研究者,明代之丘濬首發其端,沈家本、楊鴻烈等人繼之,復有美國學者Brain E. McKnight(馬伯良)專書論及,而作者自認此書兼顧六朝隋唐,最為全面。

首章述及恩赦制度古來流變,及與北朝隋唐政治的關係,作者運用大規模統計,將大赦、曲赦、錄囚、降罪等,按其上古的「赦」指免罪,「宥」則為減罪,不同於後代的二字戶訓。上古的赦也不是無條件免罪,可能伴隨程度較輕的處罰。無犯意的過失犯是古代恩赦的對象。先秦時,法家反對赦宥,與儒家針鋒相對;秦尚法,極少大赦,但二世即位時,卻曾大赦天下。迄至漢代,當儒家思想成為主流後,大赦漸趨頻繁,甚且引起思想家批評。中古的恩赦東晉少於西晉,北朝遜於南朝,此外,兩漢時期往往因天變而大赦,此情況在三國西晉一度逆轉,到東晉數量又漸多,南朝又趨緩。作者以為,這是因為東晉皇帝權力較小,天變之咎都被轉嫁到皇帝身上。「專制皇權」與「赦宥思想」是恩赦制度普遍、頻繁的必要條件,此下作者的討論都不離此觀點。

北朝初期,恩赦多隨戰爭而來,旨在安撫初附之民。漢化未深,統治者如太武帝又任法無寬假,而前期數位君主權力又不高,致使北朝初期恩赦次數稀少。隨著孝文帝推展漢化,恩赦逐漸成為國家統治的手段。到了北朝後期,主政者為了在宮廷內鬥、軍事內亂後安撫民心,也頻繁宣佈大赦,此時大赦文書的語言,也大致相同,都是源自「儒家施恩布德的治國原理」。隋代的恩赦比例不高,盛唐時恩赦的頻率與幅度都極高,武后時更出現以恩赦頒布新政的現象,以此建立正當性,「借施恩百姓,尋求擁護」(P.61)。中唐以後,隨著皇室巡幸、典禮減少,皇權不彰,恩赦銳減。北朝隋唐的恩赦時機,除了祭祀外,也隨戰爭、異象而來。武后以降,恩赦則往往挾帶重大政策的頒布。

北朝隋唐的恩赦時機,首重祭祀與禮儀,籍田、明堂、封禪、郊祀皆為主要時機。北朝較少因祭典而大赦,這也呼應作者所指恩赦的漢化與儒家色彩。恩赦因為範圍廣泛、附加的恩典如免稅、賜爵數量繁多,是一種公開的儀式,可向人民展示皇權。大赦頒布時,朝廷會先在宮門樓外樹立金雞,前期在太極宮的承天門,後期在大明宮的丹鳳門。其後邀集百官、父老同觀,赦令頒佈後,長安少年可以爭奪金雞,搶得雞首者,朝廷花錢買回,儼然重要娛樂活動。這可將朝廷的威嚴、旨意宣達於民。

大赦的對象,以德宗朝〈奉天改興元元年赦〉為例,「自正月一日(眛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竟、未結竟,繫囚見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經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已配隸,罰鎮效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人,并於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此詔還伴隨其他恩典。

第五章將討論不赦的重罪,但大體而言,所有罪都有機會赦免。雖然如此,未發覺者或未到案者必須限期自首,贓物必須入官,違法婚姻、收養等,也必須改正。此外,常赦所不免、知有赦而故犯、以赦前事相告言,都有相應懲罰。被貶官員的量移則是將他們移到離京師稍近處。同時,國家赦令往往還會免除民間的私人債務,以致許多民間契約都要先聲明「中間或有恩赦,不在免限」。即便如此,若向官府提出申訴,債務人多半還是佔上風。大赦的落實有賴強大的皇權,因此晚唐時期,即便在大赦中給予百姓免稅恩惠,地方州縣大有可能無視命令。
其他恩赦包括曲赦(針對特定地區)、降罪與錄囚,三者都是程度不一的恩德,也是人君干涉司法的具體作為。因為錄囚到最後多半以寬宥為結局,而非洗冤,導致官僚乾脆直接免罪,破壞了法律的公正。因此,在某些時候皇帝指派官僚代理錄囚,是較為客觀的作法。

重大罪刑不可赦免,在唐律中有「常赦所不免」者以及十惡,此最易被排除在大赦外。常赦所不免有惡逆、奴殺主、謀反、謀大逆、不睦以及不道。十惡則是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此外尚有五逆之罪,在晚唐時期,五逆甚至超越十惡,皇帝屢屢聲明雖大赦而不免。官吏犯罪也多半不會寬恕,這包括貪贓與造偽。其他的社會犯罪如奴殺主、故殺人、劫盜、賣或造毒藥、發掘墳墓都是不可赦的重罪。不過雖常赦不免,「非常赦」也有機會免除,律文既不讓皇帝為所欲為,但又無排除皇帝的介入,這是中國古代「恩赦政治」的一個特點。

大體而言,本文在恩赦的法制史層面,詳於考證,著力甚深。文中使用了大量的統計數據,得以觀察北朝隋唐的恩赦頻率。不過討論恩赦與皇權的關係時,則不免稍嫌簡單,將恩赦視為中國漢文化的特點,則不免過度強調文化性質。這不是說恩赦的儒家文化意義不重要,而是經過儒家化過程後,繼續關注此點不免原地踏步。北朝漢化或許繼承了兩漢以來的恩赦政治,但作者仍必須回答,為什麼恩赦可以被當作一個有效的統治手段?為什麼皇帝要展示皇權?更直接的問,皇帝為什麼要尋求「罪犯」的支持?而與恩赦同時存在的諸多恩惠,諸如免賦役、晉官加爵等,其效力與恩赦相比孰重?真的只是「附加」的好處?作者已觀察到,恩赦具有「刷新一切、既往不咎」的色彩,如此,恩赦大可以是皇帝制度解決內部矛盾的一項手段,也可以是尋求外部支持的策略,而不全然僅因為它是「儒家」的理念,況且在很多時候,反對肆赦最力的,可能也是那些儒家官僚。

此外,雖然「專制皇權」是恩赦出現的條件,但後世的發展,大有得魚忘筌之勢,即便是虛弱的君主,也可以宣布大赦,只是效力不出京畿而已。這又涉及行政慣例的問題。恩赦是一整套複雜的行政程序,如果法司機關不在大赦頒布前數月,統計所有待決未決的案件,而是等到恩赦頒布後再來慢慢處理,會造成許多的糾紛。至少在宋代,我們看到南郊大禮前的大赦,已經變成一項行政慣例,官僚有一套標準作業程序,藉此省卻很多的行政問題,而一旦恩赦這種非時的、隨皇帝所欲的機制程序化後,還可以達到多少展示皇權的目的,就有待商榷了。君民關係是皇帝制度的重大課題,值得一再討論,本文稍嫌不足,但仍供參考。

《舊唐書.李靖傳》
邱柏翔
李靖的本名是李藥師,是雍州三原人,從祖父到父親都擔任刺史、太守等職位。李靖外表雄偉,且精通文武,從小就得到大家的喜愛。他也不負大家的厚愛,從擔任隋代長安縣功曹,又擔任駕部員外郎,皆有好的表現,甚至被看好成為宰相的理想人選。到了隋末,唐高祖李淵起兵,李靖知道他有很高的志向,在李淵打下京城後便歸降。在武德二年,李靖被派遣討伐王世充並建立大公,得到開府的權力。平定北方後,接下來是攻取南方。當時正好有軍閥蕭銑守在荊州,雖然李靖多次擊敗他,然而卻一直攻不下來,形成僵局。李淵十分火大,暗中派硤州都督許紹將李靖殺掉。但是許紹不忍心下手,多次求情終於獲得高祖得諒解。之後他幫助趙郡王李孝恭,以八百的兵力偷襲並平定開州的冉肇則。高祖非常地高興,在大家面前好好表揚他一番,並且以差點誤殺他向李靖致歉。

兩年後,李靖再度提議功打蕭銑並獲得高祖同意,並將三軍完全託付給他。當時八月正好江水漲,行軍困難。蕭銑認為李靖不會貿然進攻,就不加以防備。李靖雖然遭到許多將領反對,然而他看準了蕭銑的心態,並且獲得李孝恭的同意,於是進兵到了夷陵。此時蕭銑也派文士弘防守。李孝恭想一股作氣攻打,李靖勸諫他等對方士氣下降後再打,李孝恭不聽,出兵攻擊反而遭到重挫。當敵方很高興在撿拾戰利品時,突然帶兵攻入,斬殺了一萬多人。在文士弘失敗後,蕭銑開始在江南徵兵,但是禁不住李孝恭與李靖的攻勢,最後投降。李靖對於不投降的人不但不殺,而且還加以寬待。江、漢之際的人聽到,全都投靠到李靖的帳下。經過這次大戰後,李靖獲得上柱國將軍的職位、永康縣公的稱號,以及許多獎賞。

再過了兩年,即武德六年,輔公祏在丹陽造反,李淵再度派遣李孝恭、李靖去討伐。李孝恭等人原先想直搗黃巢,不過經過李靖冷靜的分析後,採取較穩健的攻勢,經過幾次苦戰後,終於將江南這片土地收入國土中,設置了東南道行臺,而李靖擔任行臺兵部尚書。之後又討伐突厥立功。到了太宗李世民即位後,給與李靖刑部尚書的職位,隔年又兼檢校中書令,再隔年則轉為兵部尚書。而原先講和的突厥又開始叛亂,朝廷再度派李靖出征。雖然他只率領三千人,然而頡利可汗看到是李靖,馬上就派人到朝廷投降。李靖繼續進攻定襄,意外獲得隋齊王之子楊正道與隋煬帝蕭后,然而頡利可汗卻逃走了。後來頡利可汗派人至朝廷投降,可是內心卻充滿猶豫。朝廷派人至頡利可汗處宣諭,此時李靖藉機偷襲頡利可汗的大本營,斬殺幾萬人,並俘虜了十幾萬人。頡利可汗在慌亂中逃到吐谷渾,但不幸被抓回。另外,突利可汗也投靠於朝廷。從此之後,從陰山北部到漠北沙漠的土地都收歸於唐。

平定突厥後,太宗的心頭大患也解決了,因此更加敬佩李靖,賜與更多的財物,並且拜尚書右僕射。貞觀八年,下詔李靖為畿內道大使,但是李靖以腳傷為由請求退休,然而太宗答應不久後,又碰到吐谷渾騷擾邊疆。李靖再度披掛上陣,最後獲得勝利。這也是李靖最後一次參與的戰役。在貞觀二十三年,李靖於家中過世,享壽七十歲,諡號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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