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會議全紀錄

第十一章會議紀錄　施昱丞

時間：11月13日星期二晚上六點半。
地點：圖書館232討論室
題目：國史大綱第十一章 統一政府之對外 - -秦漢國力與對外形勢
專書報告： 施昱丞
王明珂，《華夏邊緣》，允晨。

專文報告： 陳佩歆
　　　　　 余英時，〈匈奴〉1990，收於《漢代貿易與擴張》，上海古籍，2005
左圖：胡人像。
右史：匈奴文字。
參考文章為：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象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9期，2000，臺北，頁15-99。
馬利清、宋遠茹，〈關於匈奴文字的新線索〉，
　　　　　　　　《考古與文物》2004年第2期，西安，頁49-53。
請大家自行影印。

疑難排解：林楓玨


☆導讀及原典查核

一.兩漢國力之比較 劉芝慶
二.西漢與匈奴 童永昌
三.東漢與西羌 邱柏翔


參加者　　報告書籍論文

陳怡婷 黃今言，〈兩漢邊防戰略思想的發展及其主要特征〉，《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004年第1期

陳佩歆　 同專文

劉芝慶 龔鵬程，〈天師道與《老子想爾》〉，《漢代思潮》。

劉育信

童永昌 石雲濤，《早期中西交通與交流史稿》，第5、6、7章。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林楓玨 邢義田，〈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關係的再檢討〉，《漢學研究》15:1=29

施昱丞 王明珂，《華夏邊緣》，允晨。

邱柏翔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歷史篇(台北市︰聯經，2003.8初版)


討論紀要：

先秦至戰國之對「外」關係、國家的形成與民族文化之向心凝聚、漢代之「天下」與國家觀、漢代立國形勢、漢代東西地理政治差異、流民問題、安土重遷、匈奴與「米」之關係、漢字文化圈、北亞研究與中國政治制度研究之互相發明、北亞與中國之皇位繼承、漢人所建構的胡人形象、匈奴的文字、文獻與圖像的重新解釋。

文章摘要：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摘要　施昱丞

總綱

本書中作者嘗試以歷史人類學的角度，檢視過往傳統觀點的民族史學先見，以及現代學術傳統中對於民族史建構的一些問題。作者認為，所謂的「族群」並非一群在體質與文化上有共同特徵的人，而這甚至可能只是一種假象；在這樣的脈絡上，作者認為要擺脫以往的束縛(包括傳統史學的文字考據、族名探源；乃至於現代考古學的器物文化、人類學的體質與語言現象等等層面)而真正深入族群問題核心的方法，必須自其「族群邊緣」入手。
族群及其邊界之所以成形，基本上是由一群人對外的「異己感」以及對內的「基本情感聯繫」所組成；而邊界則非一成不變。客觀環境資源的改變，導致資源競爭關係的變遷，將連帶導致邊界的變動。而這樣的變動，作者以為實則為「族群認同」的變動，也就是原先內部藉以凝聚族群之「共同祖源記憶」自身的改變，不論是增加或者刪減。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華夏與羌族之類的外圍族群之間，就時有互相滲透彼此祖源記憶的現象，但以羌的例子來看，大多數時候是弱勢族群─羌族─將自身原先的祖源記憶結合上強勢族群─漢人─的歷史記憶，也就是透過「結構性失憶」的過程，使自身族群能得到漢人的認同。而這樣的「集體記憶」現象，也正是作者所言「華夏邊緣」何以從新石器晚期到漢代之間，始終不斷變動的原因。

此外，由於核心的人群並未在實質上遭遇認同危機，因此邊緣地區的人群在其邊緣處境之下，經常選擇與核心群屬不同的集體認同與社會記憶。這也是何以作者始終強調由邊緣入手，方可確切觀察族群現象、社會本質的原因。同時，作者也提及各族群內部不同的「次群體」問題。無論是在族內的共同祖源記憶，或者是族群認同，各族群內部皆不一定一致。尤其在遊牧民族易聚易離的社會中，更常出現這樣的現象。因此對於族群內部的認同，將有所影響。

華夏邊緣的形成

結合了諸多考古證據，對於華夏邊緣的形成，作者在本書中有詳細的推論。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漢初的生態環境變遷，造成農業華夏與遊牧民族逐漸區分。分裂與平等自主本為游牧民族基本的社會結構，而這也造成河湟地區乃至於其他地區在文化與社會上，與華夏之間逐漸浮現極大的分野。在燕山以北、遼西的全面游牧化，以及南方在華夏意識形成並強化這兩股力量的激盪下，北方的華夏邊緣逐漸形成。因而長城的建立，實代表華夏所願積極保護資源區的極限。

在這樣的背景下，周初「西土之人」克商所宣示的，正是姬周強烈爭取族群認同的開始，因此此時各族的始祖之上逐漸出現更早的共同始祖。在「渭水失憶」的情形之下，各族群強調、修改自身族源歷史以互相結合，產生自我族群意識；由於經濟資源的競奪，以及文化、政治勢力的交遇，因此在以異族意識強化族群邊緣的結構之下，華夏邊緣逐漸成形。

但華夏邊緣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由商周直至漢代不斷地變遷、移動。華夏邊緣的變動，一者由於華夏自身對於異族概念的變遷，因而逐漸向西與西南飄移；二者更因為邊緣人群假借華夏的祖源記憶以成為華夏的過程。這樣的結果，造成東漢乃至於魏晉時代，華夏邊緣的界線大致抵定。而自邊緣的層面切入，也提供重新省視中國外族的機會。

羌族的記憶與認同

所謂的羌、氐、夷等概念都是華夏對於異族的稱呼，而非其族群的自稱。例如：羌是周人對西方異族的通稱，姜則是西方某族群的自稱。這兩個群屬名詞的指涉可能互相重疊，亦可能互相關聯，但不可遽視為同一。羌等概念所反映的，是華夏與邊緣互動、認知的過程，而非這些族群的主觀界定。隨著華夏自身族群意識的發展與變遷，戎、羌等概念所指涉的概念與地域、人群也不斷變動。

此外，族群認同上重要的並非語言的客觀異同，而是使用語言的主觀異同。以此觀之，即便羌族各部需要以漢語溝通，也不宜以此將這些使用漢語的羌族遽視為華夏分支，或者是認同華夏而變遷自身邊緣的族群。
由於戰國之後秦漢不斷接觸到更廣大的西方，因此戎的概念已不敷使用，而開始出現並分化出不同的異族稱呼。西漢前期羌的概念尚未明確普遍，因此在武力迅速向西擴展的背景下，羌的概念也逐漸西遷；此外，由於河湟土著成為羌人的代表，故羌也逐漸由河湟向西南延伸，甚至在魏晉時期來到青藏高原的東緣。而由於地理環境的因素，此界線亦維持至今。

然而，假借一個華夏祖先，並無法完全使這些原本被華夏視為異族的族群真正成為華夏，獲得華夏的認同。因此在這樣的危機之下，這些族群往往更需強調許多的「言行」，諸如句吳王室對楚的征伐、季札的極端華夏化。此方面因為重視凝聚族群的共同起源信仰，故作者所言之邊緣族群方式，則更是透過邊緣族群與華夏雙方的結構性失憶。邊緣族群藉由遺忘過去祖先淵源而「尋回被遺忘的祖先」；而華夏的遺忘則本諸原先對於異族的一無所知，因此正好利用這樣的建構填補記憶空缺，「尋回失落的祖先後裔」。

另一方面，各異族在華夏心中，由於對其經濟生態與政治型態的評斷與認知，因而有著不同的「異族意象」，而使其與各邊緣族群產生不同的性質與互動方式，最終也影響到邊緣的變動與穩定。最明顯即對外的不同政策之上，漢代對付羌族的政策尤可反映此現象。而這些異質的邊緣，同時也是中國人強化並突顯並凝聚內部共同一致性的關鍵要素。

結合了人類學近年來關於族群社會構組的理論，作者對於「何為中國人？」的問題，提出了相當不同的思考方式。這樣的模組儘管有一些可以繼續討論的地方，卻對民族史乃至於中國歷史的書寫傳統，開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邢義田，〈漢代中國與羅馬關係的再檢討(1985-1995)〉。《漢學研究》第15卷第1期，1995，台北。　林楓玨

摘要：作者於文章開頭說明：「本文主要是檢討近十年(1985-1995)在漢代中國和羅馬帝國關係的研究上，有無新的發現和進展。」 因此我們可依猜測，作者這篇文章主要是要檢討和反駁十年內有關漢代中國和羅馬帝國的關係研究成果。

作者分別反駁學界中流行的說法，第一種說法是145為羅馬俘虜在驪靬建城；第二種說法是西元100年，羅馬商團抵達中國洛陽。 關於145為羅馬俘虜於邊疆建城之事，作者就北京「新華社」的報導以及不曾見過相關考古資料來論證此點，純粹為部分學者專家的「浪漫想法」。

而第二點主要是針對莫任南和林梅村兩位學者對《後漢書》〈和帝紀〉記載永元十二年(西元100年)，兩個西域國家或城市(蒙奇、兜勒遣使內附的事)。 兩位學者認為蒙奇為馬其頓，兜勒為色雷斯，說明托勒密《地理志》提到的前去中國進行貿易的馬其頓商人就是指永元十二年蒙奇、兜勒內附的事。

作者認為兩位學者花費巨大心力對於托勒密書中引用關於同時代的羅馬帝理學家「馬林」關於羅馬商團東行的城市，利用語言學的方法，考定還原為中國部份城市，感到非常佩服，但對於資料的真實性以及資料流傳後「重譯」的問題，提出了作者本身獨特的見解。

資料的真實性是作者認為這兩位學者並為把托勒密《地理志》念熟，托勒密於裡面花了不少章幅說明他雖然引用了馬林的資料，但馬林的資料錯誤很多，他參考了其他相關資料做了不少修訂，因此作者認為單單引用馬林著作的部份，是不紮實的立論。

而轉音的部份，作者說明中國關於域外國名、城市名、人名很多都是音譯，是經過多重的傳譯的，語音和原意難免扭曲、失真。而林梅村似乎只從希臘文、拉丁文重譯為中文，依靠片面、零星兩端(如中文和希臘文)的資料，要將馬林或托勒密著作中提到的東方(包括西域)地名重譯文中文，似乎不妥當。

作者當然不會只反駁他人的立論，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論述。作者認為假設真如莫、林兩位學者的推斷，漢、羅之間發生過大量的貿易行為，那麼我們於中國或絲路裡應該能發現大量的羅馬錢幣，就像考古學家與印度(靠印度洋以及太平洋)的兩端發現那般。但我們只於中國廣州發現類似羅馬的玻璃杯，難那些玻璃杯可能是中國本身生產的或許是由印度傳入的，沒有證據指出是直接由羅馬傳入。

況且考量印度及中國兩地，羅馬物品(假設廣州的玻璃杯為羅馬傳入)皆於靠海之地發現，這證明了羅馬與印度或與中國的往來，是以「海路」為主，而非大家傳統認為的「陸路」。作者認為這與羅馬與印度、中國間阻隔了太多中介國家了，如薩珊王朝、安息、貴霜等。近來在西域地區發掘的漢代「五銖錢」以及「漢佉二錢體」也證明了，中國商人最多只到這些地區進行貿易，因此與羅馬商人的關處於間接的關係。

後記：此篇文章發表十年後(2005年)，邢義田老師發表了一篇算是相同主題的文章。〈從金關、懸泉置漢簡和羅馬史料再探所謂羅馬人建驪靬城的問題〉，《古今論衡》第13期 ，2005，台北：49-72。 跟老師於1985年發表的〈漢代中國與羅馬關係的再省察─拉希克著「羅馬東方貿易新探」讀記〉 我稱為「漢、羅關係研究三部曲」，另外兩篇因為時間問題，我尚未閱讀，希望以後有時間可以向大家介紹，謝謝。


龔鵬程，〈天師道與《老子想爾》〉（收於《漢代思潮》）＋《道教新論一集》＋《1996年度學報》＋劉笑敢《道教》＋柳存仁《道教史探源》＋傅勤家《道教史概論》　劉芝慶

　　一般說法，天師道又被稱為五斗米道，但兩者是同一回事嗎？恐怕未必。

　　《後漢書。靈帝紀》的注說：「時巴郡巫人張脩療病，愈者雇以米五斗，號為五斗米師」。照此來看，五斗米應該是張脩的道術了。可是如果比對後漢書另外記載（劉焉傳），明顯矛盾，此傳說張陵是順帝時人，客游入蜀，在鶴鳴山學道，「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為什麼被稱為米賊？事實上，五斗米教是教內道友的自稱，米賊則是教外人士對他們的稱呼，一般的講法，張陵被稱為米賊，因為他傳的正是五斗米教、又因他自稱天師，故名為天師道──問題來啦！張陵是順帝時人，遠早於張脩，如果張脩辦了個五斗米教，那張陵創的是什麼？反過來講，張陵如果早早就開了五斗米，張脩又何必再辦一次？又或者，兩者開創的教派是互有傳承？或是名同實不同？另外，張脩怎麼死的？被張魯殺死的（三國志張魯傳），但張魯卻是張陵的孫子阿！ 最後是鬼教的問題，張魯殺了張脩之後，接收他的部眾與地盤，又因為漢中多信五斗米，於是「增飾之」（「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三國志張魯傳》裴注引《典略》），張魯增飾了張脩的道法，那麼，他本來是什麼呢？張魯本來的家業，正是其母的鬼道，而非五斗米道，鬼道的影響力很大，連後來的李特李雄等人都很受影響。
　　
　　可是三國志卻有說張魯所傳為五斗米，五斗米是不是五斗米教呢？此與張陵張脩有關係嗎？那麼，三國志、後漢書一脈相承的都說張陵「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死，子（張）衡行其道。衡死，（張）魯復行之」，該怎麼解釋？

　　由此可知，史籍本身對天師道、五斗米道、鬼道的前後傳承，三者異同的相關敘述，非常混亂。因此，有可能的解釋是，張魯接收張脩的地盤教眾之後，在本身家業的基礎上，添加了五斗米教的內容，又或是反過來，在五斗米教的基礎上，添加了本身家業教義（前引鬼教與李特等人的關係便是一例，此可見《華陽國志》卷九）。因此，張魯為了鞏固自己在漢中的地位，於是開始「追溯正統」，把五斗米教說成自己家族的東西，而且又因為自己與祖父都曾自稱天師，所以又稱為天師道，因此之故，天師道、鬼道、五斗米教就扯在一起，老公老王分不清了。

　　關於《老子想爾注》，目前最好的版本，是饒宗頤的的《老子想爾注校箋》。張陵在現存殘卷《老子想爾注》裡（芝慶注：關於此書作者，言人人殊，也有人說是張魯），一再地批評當時道法，並說自己的東西才是道真，在這樣的角度下，於是他大談男女之事、守一中和之道；在這樣的角度之下，於是他批評當時關於房中術的看法、批評祭餟禱祠、反對培胎練形、反對存思法等等。
　　
　　問題在於，《典略》裡說的三官手書、五斗米法這些東西，在殘卷《老子想爾注》裡，根本找不到，沒有三官，只有二官，但即便是二官、也非《典略》說的「服罪之意」。當然，我還是可以說現存《老子想爾注》並非全本，但問題是我們該怎麼從現存殘卷的思想中，去推出三官手書、五斗米法這些說法？
　　
　　或許可以，因為也不是沒有學者這樣做，例如由五斗進而及五方之說，三官、司命說等等，但問題是《老子想爾注》裡的並非北斗信仰、亦不提及符錄圖符。因此如果採用前一種說法，說張陵創五斗米教，但在他的思考體系裡卻沒有提及三官手書、五斗米法、符章玄錄、水官、解罪改過等說法，但到了張脩，這些東西卻通通出現，而張魯之後，甚至變成魏晉南北朝盛行的道術之一（請再想想「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這句話），其間的歷史變化，暫不可解。再不然，就是有人認為《老子想爾注》實為張魯所作，實際上反映了當時道教的混雜情形。但問題在於混雜就算了，為什麼《老子想爾注》的道法與《典略》裡的張脩的五斗米道法相差甚遠？張魯為什麼要注這麼多與本身不合的道術呢？顯然的，其中可能有個「失落的環節」，又或是，某些史料是有問題的？由此而觀，天師道、五斗米道、鬼道，或許是有些分別的。


邱柏翔（五篇）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歷史篇

王明珂的族群建構論是認為族群是自我想像而形成的。承襲自前書《華夏邊緣》之論點，族群之建構是主觀的、是為了功利性因素、是會隨著時間及目地而產生變遷。是為了反對「歷史實體論」所說的，族群是根據客觀的語言、文化而形成的。他認為族群形成的重要因素是「族群認同」。但他以羌族為研究對象，指出族群建構論者過度將族群是為近代國族主義下之產物，忽略了羌族歷史的古代基礎，以及此「邊緣」變遷的歷史。確實，羌族不是實體存在之民族，而是一個華夏民族投射出去的「概念」。在過去，往往將羌置於一過度地帶，無法確定是哪一特定位置的哪群人。但為了打破近代國族主義的族群建構論，他採取了「華夏邊緣」的觀點，來探討羌漢界線之遷移以修正典範史的論述。那羌族究竟如何形成的？他以岷江上游的田野調查以建構他的羌族史。

羌的歷史分為三部分，在殷商至秦漢為第一期，本來羌族是偏東的位置，隨著華夏民族認同的擴張，原先的羌族自認為華夏民族，再將更外圍的人視為羌族。逐漸地，羌漢之間的界線逐漸往西移，到了魏晉之際，退至青藏高原的東緣。不過由於吐蕃勢力的興起，在戰爭中，強化了彼此之間的異類性。羌人亦分為漢或吐蕃的，一直到明代。是羌人地帶的萎縮期。而民國以後，是羌族認同的再創期。作者提出了「根基歷史」之論點，認為羌族歷史是靠（1）英雄祖先歷史（2）弟兄祖先故事，用以找出共同起源來凝聚群體情感。用過去祖先之血緣、地緣關係流轉，以說明「現在」此人群為何是一群人。而羌族內確實普遍有弟兄故事、將大禹視為其始祖，以聯繫羌與華夏之關係，去塑造他們的歷史。最後，作者強調，此羌族歷史既不是一個民族實體的歷史，也不僅為近代國族主義下之產物，而是一個「華夏邊緣」變遷的歷史。

譚其驤，〈何以黄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

黃河在中國歷史地位上是一條讓人又愛又恨的河，河之利可供灌溉，河之害則使得生民塗炭。過去往往將黃河之害與國力之強弱聯繫在一起，或是時代越後，災害越嚴重。不過譚其驤不這麼認為，他認為國力與時代先後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他以東漢為例說明，其國勢比西漢弱，時代也晚，但歷史上東漢的黃河卻很安定，他認為其實與水土保持有關。西漢為對付匈奴，開發原本就很脆弱的黃土高原地區，而導致黃河常常出問題。但東漢因為無北方之外患，並無開發關中的意圖，因此使得黃土不會流失。作者之論點可能在現在有如常識般，但在當時相對其他學者，他特別利用了生態去解釋歷史上黃河的問題。

管東貴，〈漢代的屯田與開邊〉

漢代採行屯田制度之因在於邊疆問題，而非來自內部膨脹的壓力。屯田重要的原因在於它兼具了軍事與生產，可以滿足軍區內的糧食問題。屯田依勞動力可分為軍屯與民屯。最早在秦代已有徙民實邊的政策，流放罪人。而晁錯提出的屯田是以募民為基本，到了武帝後使得對外由守勢轉為攻勢。從背景來看，戰國時代就存在著外族問題，即使始皇統一仍存在。他沿用征伐的方式，卻忽略人心之轉變，最後導致亡國。漢的興起正好與匈奴帝國同時發生，因此才有邊防的問題。漢代採行了和親、以境內外族守邊、戍邊制等效果皆不彰。文帝時，採納了晁錯的屯田方法，到武帝時功效顯著。其屯田發展分為河套、河西、西域三階段。其屯田皆配合軍事行動，向西逐步連成一氣，為的是孤立匈奴。漢代之屯田在元帝以後達於頂峰至王莽而衰。在對付羌的時候，往往採安撫政策，直到趙充國時才上奏採行屯田的方式，但都只是臨時的、權宜之手段，往往羌族反對便中止，使得屯田施於羌族之效果並不顯著。

管東貴，〈漢代屯田的組織與功能〉

作者認為：不同的環境可使同一種制度顯露出不同的功能來。正如上篇所述，晁錯以募民、優待的方式鼓勵屯田。武帝時，需要更多的人屯田，募民外再配合因勢利導、與強遣的政策。不過因為背景複雜，使得屯田的人與秦代被謫戍在心理感受上是不同的。從其他搭配措施來看，漢武不只是延用晁錯的辦法，自己仍有許多突破性的政策變化。作者歸因於環境的因素，而非歷史的因素。是因為客觀性條件之配合，使得屯田組織產生變遷。在屯田施行辦法上，政府給予的優待是提供所有的生活基本需要，反過來，屯民的義務便是開墾、禦寇。屯田的顯性功能本在增加國家解決外患問題的力量，不過到了東漢初年，卻出現許多內郡的屯田。反映了現實環境的變遷，使得屯田的隱性功能彰顯出來。管先生認為西漢與東漢面對的問題不同，前者是與外族爭生存，而後者則是同一社會分裂的小團體在爭統一。兩者的本質是不一樣的。外患造成邊區屯田的環境，而國內分裂相爭則造成內郡屯田的環境。從西漢中至東漢末，屯墾的功能有了：邊區屯墾（武帝）→郡內屯墾（東漢初）→邊區屯墾（東漢統一後）→郡內屯墾（東漢末）之變遷。

管東貴，〈漢代的羌族〉

摘錄文中羌與鄰族的關係，羌族、匈奴皆為畜牧民族。在同樣環境下，往往因利益而聯合起來對付漢人。因此漢的政策是切斷兩者之關係，而屯田發揮重要的效益。不過儘管如此，直到東漢末年，雖然匈奴對漢的威脅大制解除，但仍可看出羌、匈奴是密切往來的。而羌漢的關係以維持和平居多，到西漢末才出現許多衝突。這是因為雙方都在向對方邊界膨脹所致。在漢境內，有許多漢羌雜處之地。依漢朝規定，邊地漢人是不許隨意內徙的。邊地漢人與羌人在語言、習俗隔離是衝突產生的原因。因此，漢朝時常使西羌為其守邊無非是兩面刃。從戰爭的頻繁度，以及朝廷上屢屢有氣邊讓羌的言論可以看出，東漢中晚期，羌族的勢力已經威脅到漢了。而羌族勢力的消長則是：西周末（長）→秦霸西戎（消）→東漢（長）。而為何匈奴與羌族的勢力在兩漢之間的發展是完全相反的，則是許多研究者共同的問題。

管東貴，〈漢代處理羌族問題的法的檢討〉

漢用孤立政策圍堵匈奴，也間接妨礙了羌族的利益。羌族雖有入寇邊疆的行動。不過漢朝以全力對付匈奴的強況下，對羌族則以安定為則，不願塑造另一個敵人。而管先生整理出漢代處理羌族問題的方法有三種，分別是防、讓、伐。「防」有兩種策略，採行屯田與行文德。前者由趙充國建議過（屯田十二利表），可以解決邊地軍區最主要的糧食問題。到東漢時也實行過兩次屯田，但往往為了要示好羌人，一旦羌人抗議便停止屯田。行文德則是因為邊區亂事往往與邊政糜爛有關，而須改善邊區吏政。屯田與行文德分別從制度與人事上鞏固邊界。在「讓」方面，東漢初便有棄邊讓羌之言論，甚至有放棄西北之說。不過，不僅在朝廷，連民間亦有反對之聲浪（王符《潛夫論．救邊篇》）。管先生認為棄邊讓羌的言論出現反映出漢朝本身之腐敗，不能利用民間既有的戰鬥力所致。在「伐」方面有段熲爭羌，但只不過是曇花一現，此主張不再被提起。

為何漢代能勝過匈奴，卻敗於羌？在態度方面，漢對匈奴勢不兩立的態度堅決；在條件上，匈奴有統一的組織、力量集中，使漢採取孤立擊破收到了效果。另外，也與匈奴願意與漢正面決戰的錯誤策略所致。不過漢對羌的態度則力求安定，羌也無統一組織，且分布區域又廣，甚難處置。管先生認為漢處理羌族最好的辦法應當是「防」，「讓」無實質的利益，「伐」則因為沒有客觀條件配合而無法採行長期軍事行動。若漢實行「防」，不但能以屯田鞏固邊防，兼行文德以同化羌族。不過，羌不若匈奴，終為東漢之外患，則在於沒從長遠的利害關係上處理羌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