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會議全紀錄

第十章會議紀錄 游逸飛
(發表時間：2007-11-16 22:18:32)
時間：10月30日星期二晚上六點半。
地點：圖書館232討論室
題目：國史大綱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 -東漢門第之興起
專書報告： 林楓玨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專文報告： 邱柏翔 劉增貴〈東漢的門第觀念〉收錄於《國史釋論下 陶希聖先生九秩榮
慶祝壽論文集》
左圖：漢代墓室、墓前立石（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
右史：袁安碑（趙超《石刻古文字》）


☆導讀及原典查核

一.士族政治勢力之逐步膨脹 林楓玨
二.東漢之察舉與徵辟制度 邱柏翔
三.太學清議 陳怡婷
四.黨錮之禍 陳佩歆
五.門第之造成 童永昌
六.東漢士族之風尚 劉育信


參加者　　報告書籍論文

邱柏翔 同專文

陳怡婷 劉增貴，〈論後漢末的人物評論風氣〉，《成功大學歷史學報》10（1983） ，頁159-216

劉育信 陳啟雲，〈漢代的儒、法、道家思想〉，收於《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歷史論析》，北京大學出版社。亦收於《劍橋中國秦漢史》中。
林楓玨 同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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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紀要：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閻步克的政治制度史研究；思想史與社會史－－儒、法、道：儒生、文吏、長者；漢代士人政治地位提升的原因；先秦兩漢的師生關係；漢代察舉與孝廉；門蔭、察舉、科舉制度的比較；漢代士人圈的形成；清議、清談與政治；漢碑形制；袁安碑文與當時政爭。

會後意見：
讀書會未來再論秦漢編，或可增加次數，以容納近年豐富的秦漢史研究成果。

文章摘要：

劉增貴〈東漢的門第觀念〉　邱柏翔

首先他先界定東漢的門第是屬於萌芽階段，與六朝稱為的門第社會在內容是不同的。東漢的門第觀，對外可以與寒門區分；對內方面，也反映了家族本身的發展及家族風格。而門第重要的三個條件是任官久、德性高、經濟富庶，前兩者至為重要。從漢初開始，就有結交王侯將相的觀念，至西漢中葉後開始形成世族。尚官閥、德業的風氣，形成當時的門第觀。因此「世其家」必然為高官者所考慮。不過漢代的選舉制強調德行，因此使得德業與官閥並重。這時期也開始重視譜氏之學，將一族的任官情形加以記錄，是門第凝聚的象徵。另外，也出現劃分門第高低的詞語，「閥閱」本指稱個人的功勞資歷，因漢代的功勞世傳的傾向轉而指稱門第世族。但是，門戶高低不見得只是存在於仕宦與否之間，連世族內部也因資歷高低也有區別。漢代公卿世傳已是普遍的現象，「公有公門，卿有卿門」、「以德舉族，以為命賢」等觀念深植於人心，寒門入仕之途不易，也以落籍無冠族之地、聯姻高門的方式突破。雖然東漢門第界線因士族的行程而加強，但選舉強調德業（超階級的），也使士庶間的界線並不是如此不可逾越。寒門仍可因德行出頭，「聲望」對於門第來說，遠較「官閥」重要。

門第不僅使得政治機會不平等，也反映在交由婚媾的社會層面上。交遊視社會地位決定，但同等地位的士族、豪右仍是有區隔的。在婚姻上，高門大族通婚的情形普遍，上層士族因交遊、婚姻形成一個特殊的集團。至東漢末，發展出的門第觀使得族內的聲望更較個人的官爵重要，甚至士族在社會地位上超越皇族，出現拒絕與皇族通婚的情況。但作者強調此時的交遊婚姻閉鎖的情形並不如六朝嚴重。

西漢以後，出現了廣泛的同姓觀念，當時人物不只是個人，也代表了整個宗族。而地方上也出現許多地望並稱的現象，以「姓」顯示族勢與聲望，而姓氏觀念的強調，從追溯譜系的風氣便可窺知。而姓氏觀念也伴隨著地望的強調，當時的人亦認為才德必與地望是相關連的。

門第除了以姓氏牒譜強調家族之悠久外，也以家族人物的賢能激發族內的榮譽感。因為賢父佳子累世相傳，形成所謂的「家風」以清德或節操立名。除德行外，學術世傳更為重要，不同世業傳承，形成不同的家族風格。而良好家風的傳承有賴子弟的教育，因此重視「禮法」。藉由禮法維繫族內的團結與聲望，即使是婦女，也皆以禮法持家。在此風氣下，「家訓」作品開始萌芽，內容多強調家族禮法或處世之道。從崇門閥、重氏姓、嚴交遊、尚禮法、貴德業等等內容，其實與東漢與六朝門第的發展是具有一貫性的，而漢代門第為其發展之先聲。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林楓玨

摘要：在中國傳統歷史中，大家都了解「士大夫」群體的重要性，因此在秦漢之後，中國政治也常被代稱「士大夫政治」。士大夫階層，具備了三種身分，既是為政者，官人；也掌握了知識，是老師；在鄉里家中，為長者。而余英時先生曾說過：「上起春秋戰國，即是知識階層的形成期，中論漢代，是知識階層的的定型期，下迄魏晉，則是知識階層的轉型期。」 本書作者閻步克先生雖認為中國士大夫政治直到唐宋後才達到高峰，但其發展過程，於戰國、秦、漢時期就已具備最基本的特徵，而他此書的書寫目的即是要了解這一時段士大夫群體的衍生過程，並著重於政治社會方面，也可以說，閻步克先生是要探討中國知識階層的形成與定型這兩個時期。

這本書共分為十一章，我認為可以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當然事前言。閻步克先生在前言中，提出了他對士大夫政治在形成期與定型期衍生的脈絡以及特徵，其中最重要的特徵即是士大夫階層的二重身分問題。士大夫階層於定型期後，即扮演了雙重的身分─學士與文吏，而作者這篇文章就是在探討二重身分在西周時代的高度重合，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因社會的分化而分離，以及東漢之後的再度重合的歷史進程。

第二部分作者認為，西周時代的「禮」是介於「鄉俗」和「政」之間，而鄉俗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可以統攝原始社會中的一切；「禮治」是因應社會的初步分化而自「鄉俗」進一步分離出的，「禮治」承認社會已有分化的現象，即是「君、師、父」，而要在這三種社會角色中，創造出可以貫穿其中的概念，而這項概念即是「樂」，以儒家的觀念來說，不強迫這社會分化的現象回歸原始狀態，而是要「士大夫」角色貫穿三者，達到孔子指稱的「和而不同」。但因春秋戰國以降，因「禮樂崩壞」，社會進一步的分化，出現了兩個自禮治傳統中分化出來的特殊群體，分別是從「事」進一步分化的法家及「文法吏」，負責執行政府行政；從「族」進一步分化出的儒家及「學士」，負責民間的學術活動。

第三部分作者說明在戰國得亂世中，完全以法家理論統制國家的秦國，依靠一群「文法吏」而一統天下，但因單一群體的專業化，底下其他階層皆未達到如此的專業化程度，使得秦二世而亡。漢朝繼之而起，直到西漢末年，漢朝的體制幾乎都是因襲秦政，雖然與漢武帝時期開始獨尊儒術以及實行察舉制度，但無多大改變，這由漢宣帝與其子的對話即可看出，漢朝的統治手法是「王霸並存」的。獨尊儒術和察舉制度只是讓儒者以常規的制度大量進入政府職位中，但未能一舉取代文法吏於政府行政當中的地位。

對於漢朝無法完全實行「王政」，讓當時代的儒者興起了一股取代漢朝的想法，這就使得王莽的新具備了理論上的依據，因為漢朝未遵行王政，因此可以遵循古制，禪讓於士人。因此王莽的新與秦朝可以說是天平的兩個極端，一個完全是以「學士」理念統制國家，一個完全的以吏為師，最後結局皆是速亡。基於這兩個極端例子，東漢的統治者開始回歸宣帝時的宣示「王霸並存」，而儒者們，也因為進入政府為政，也因政府的選官之法，開始學習吏道。為吏者，也因查舉制度和政府政策，不得不向儒家靠攏，最終形成的就是身兼二職的士大夫。

第四部分就是結論，作者在一次總結他之前的論述，並且提出他對士大夫演生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社會的連貫性特色以及社會分化的不完全(政府新對於地方社會是高度分化的)，使得士大夫兼具雙重身分角色是一種歷史必然的發展，往後唐宋的科舉制度，也是因此種社會傳統的連貫性而產生的。作者也提到，此種非儒非吏的形態，也產生許多社會問題，就如同馬端臨說：「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一方面是「學」不合「用」，另一方面「用」又拘束了「學」。

可是作者也提到，今人對士大夫政治的批評，很多是立足於現代社會的觀點。以這句作者說的話來總結：「各個文明都發展出了它特有的生存模式，它適應了環境、保證了民族發展，但也各有其不能克服的內在問題。…在傳統時代，中華文明的生活型態及其制度型態，大致上說是適應於生存環境和歷史背景的。」 這段話代表著作者對士大夫政治型態是抱持肯定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