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會議全紀錄

第八章會議紀錄　游逸飛
時間：10月2日星期二晚上六點半。
地點：圖書館232討論室
題目：國史大綱第八章 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由漢武帝到王莽
專書報告：邱柏翔 錢穆，《秦漢史》（台北市﹕東大，2006）
專文報告：陳怡婷 傅樂成，〈漢法與漢儒〉《漢唐史論集》(聯經，1977)
左圖：馬王堆帛書－－禹藏圖
右史：馬王堆帛書－－雜療方一則
疑難排解：此週無


☆導讀

一.西漢初年之社會 邱柏翔
二.西漢初年的政府 周孟蓁
三.西漢初年的士人與學術 陳怡婷
四.中央政府文治思想之開始 陳佩歆
五.漢武一朝之復古更化 劉芝慶
六.士人政府之出現 邱柏翔
七.漢儒之政治思想 周孟蓁
八.王莽受禪與變法 陳怡婷



參加者　查核頁數　報告書籍論文


劉芝慶 131-135 逯耀東〈武帝封禪與封禪書〉《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

陳佩歆 136-139　 廖伯源，《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
　　　　　　　　　 西漢部分，商務，1998

陳怡婷 140-143 同專文

邱柏翔 149-153 同專書部份

劉育信 閻步克，〈「獨尊儒術」下的漢政變遷〉，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八章。
（若有時間我會往前後再各推一章讀）

討論紀要：
戰國至秦漢時期社會變動的根本原因在於戰爭；錢先生如此立論的背景因素；先秦兩漢農
民的生活條件與政府政策之關係；漢代農民的生產力；「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
三十倍於古」的斷句；秦漢的游俠；西漢的宮城地理與戍衛制度；武帝封禪與封禪書；馬
王堆考古發掘概述；禹藏埋胞圖解讀；秦漢郎吏制度；戰國至漢初的學術文化；獨尊儒術
與外儒內法；漢代的質文說；王莽的政治。

會後意見：
時間控制不夠理想。

文章摘要：

蕭璠〈關於漢代的宦官〉摘要　周孟蓁

從「宦」字字面上來解釋有兩種意思，一是出仕為吏，二是指在君主身邊擔任奴婢所從事的侍候服役的卑微職務。漢代的宦官來源大致是有生理缺陷或發育障礙的人、貧窮而自願為宦者之人和受過腐刑的閹人(主要來源)三種。

罪處腐刑的宦者在閹割之後在生理和心理都起了巨大的變化，造成宦者心理變化的除了本身生理的改變，另一方面是社會環境的作用：自武帝獨尊孔子以來，儒家思想逐步地在許多領域中取得主導地位，儒家看待刑人的態度對刑人的心理和刑人的社會地位，無疑地曾經起過鉅大的作用，從公羊、穀梁傳之漢人注疏可看出時人對閹人的態度──認為閹人是不完整的人，要徹底將之排斥於所有的政治、社會活動之外；閹人的自我認同亦受到扭曲，而幾乎沒有管道紓解。

在種種的社會壓力下，權勢、虛名成為宦者自我實現的工具，隨著皇權的集中，接近皇帝等於接近權力核心，而最直接接觸皇帝的人便是「內官之廝役」宦者，宦者接近權力核心之例在武帝時便有之，但在君主強勢時並不構成威脅，東漢以來多幼主即位，給了宦者弄權的大好良機，同時是家天下的一個盲點，便是能力無法隨著血緣而繼承，給予后妃、外戚、宦者一個扮演借權、代理、共政、篡奪等角色的舞臺。

東漢一朝外戚與皇室的矛盾亦助長了宦官干政之風，幼主即位後旁有母舅環伺，故親近朝夕相處的宦官，至於較外戚更遠一層的士大夫自不待言，簡之便是家天下君主與士人間的矛盾；而女主臨朝親政時亦借力於宦官，由於上層社會中嚴防男女之別，宦者模糊的性別角色自然比生理男性更有機會親近權力核心(女主)。

宦者在取得君主的榮寵後亦享有可結婚、養子嗣爵襲封之特權，宦者政治上的得利在士人眼中更是不能容忍，宦者與士人的衝突在黨錮之禍中達到高峰，黨錮禍後雖然殺盡宦官，同時失去了做為東漢政權支柱的士族支持，東漢帝國終於走上土崩瓦解的結局。

傅樂成，〈漢法與漢儒〉摘要　陳怡婷

一、 漢初的學術概況
此所謂漢初指高祖、惠帝、呂后以及文、景二帝間之六十六年。漢初值大亂後，百廢待舉，政府無暇獎勵學術、民間無力量從事學術大規模研究，因此在學術上造成一種類似戰國但具體而微的局面。戰國時代的儒、法、道、陰陽、縱橫五家，在漢初依然活躍。
漢初無政府設立的學術研究機構，學者以個人知識傳授徒眾。儒家諸經除樂失傳，其餘各有傳人；法家代表則有張釋之、鼂錯等，因文景好刑名之學而受重用；道家代表有齊國蓋公與趙國田叔，曹參更在惠帝時為丞相，推行無為政治於全國，另景帝太后竇氏雅好此道，一時風行；陰陽家有張蒼、公孫渾邪；縱橫家雖已無用武之地，仍有如酈食其、陸賈等頗有縱橫家之風；名墨二家則已衰落，無代表性人物。

二、 漢初的黃老政治
漢統一後在制度法律面因襲秦舊，精神原則上則尚黃老。一因漢廷君臣出身低層社會，本身無力創制，除因襲外別無他法。另外則因人民長期處於暴政戰亂，需休養生息，道家精神合乎人民心意，因而漢初無為政治實有情勢上之必要。
曹參將黃老精神推行於全國，對內與民休息，對諸侯國採放任政策，對匈奴力求親善，對南方諸越採安撫政策。呂后繼之直至文景，前後五十餘年。在賦稅、法律、營建、諸侯國、匈奴等各方面問題的政策上，均採無為放任精神。
然無為政策只適合小國寡民，漢帝國因無為政策的施行，諸侯國藐視中央、匈奴橫行，使政務陷於半癱瘓狀態。無為政治最大貢獻在培養國力，使帝國達於富饒之境。景帝討平七國之亂，顯出改革意圖，乃為漢廷從無為至有為的過渡時代。

三、 法家的再興
武帝始尊儒乃因黃老之術弊病叢生、秦以尚法亡故不能公開提倡法家政治、國家統一下縱橫之術無用武之地、陰陽家無政治制度與理想等原因，不得不尊儒。儒家之王道理想能抬高君主身價，並合乎其有文采而好虛名的心意，但其雄心壯志又使他表面尊儒而實際任法，實質上是刻薄嚴厲的。武帝拔舉董仲舒、設五經博士等作為，使儒學取得學術正統地位，但其對國家大事並沒有什麼決定作用。
武帝時代丞相只是擺設，政治實權操於御史大夫與廷尉之手，而這些人選多是法家，如趙禹、張湯、杜周、桑弘羊。法家有防止叛亂與開發利源兩項責任，前者造成酷吏的風氣，後者則產生鬻賣官爵、新經濟措施如國營貿易事業、鹽鐵酒專利等的實行。武帝晚年時，在嚴刑與搜刮下的人民生活痛苦，對外戰爭國力虛耗，加上「巫蠱之獄」的禍端，使武帝決計與民休息，免蹈亡秦覆轍。

四、 雜家的出現
漢之雜家揉合法儒兩家理論成一系統，即宣帝所謂：「以霸王之道雜之」。文帝時的賈誼與武帝時「緣飾以儒術」的公孫弘俱為雜家。宣帝兼用法儒，親近儒生遠過武帝，作風頗類雜家。其所用群臣除法家與儒家之外，如張敞、黃霸、丙吉等，則為雜家代表。宣帝時政治不迂緩不嚴酷，堪稱漢政極致。雜家在政治上的表現極其優異，較法儒猶有過之，可說是宣帝政治的一種特色。

五、 儒家昌盛與法家衰落
宣帝之後，歷元、成、哀、平及孺子嬰五帝凡五十五年，期間政治上出現兩種現象：一為儒家政治權位提高，一為外戚王氏為實際政治的最高領袖。武帝好大喜功幾危中國，儒家在其死後對之公開表示不滿，漢室亦逐漸捨法而用儒。元帝好儒，親任蕭望之、周堪等，增博士弟子至一千人，此間儒家蕭望之等與法家石顯等之鬥爭雖由法家佔上風，但儒家集團仍為主要政治勢力，只是缺乏耿亮之士，多聽命於外戚、宦官以保祿位，反成朝臣主幹。法家勢力則日益削弱。
成帝時以王鳳輔政，儒家朝臣依附其上；此外尚有若干具法家色彩人物如陳湯等，維持成帝一代吏治，與儒家相抗衡；但他們與儒家相同，對王氏是竭誠擁戴的。成帝末年法家集團瓦解，漢中央政府為儒家集團獨佔，最後造成王莽利用此情勢與儒家理論篡漢的結果。

六、 儒學的嬗變
陰陽家言與儒家思想有相近之處，戰國末年已有混合趨勢。西漢時代儒學多好採陰陽家言以說經，如春秋公羊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認為天降的祥徵與災異全受人事影響，此在漢代視為當然。另外鄒衍的五德論也被西漢後期儒者拿來解釋政治，給王莽安排一個最好的篡位環境與理論根據。
西漢末年的讖緯之學內容更為怪誕，以預言式的文字或圖畫道出未來大事，或是假托經義以推究祥災。王莽便以偽製的圖讖篡漢。配合經學的今古文之爭，東漢儒家學風為之丕變，研究經書的領域大為拓展，卻因講求考證忽略思想，也使儒學成為無靈魂的空架。自西漢末讖緯之學興，儒家思想為迷信籠罩，似乎專為野心家如王莽政治目的而設，別無他用。而這樣的政權在法治精神衰落後，焉有不亡之理？

七、 法家的儒化
東漢光武帝與明帝提倡儒學表彰節行，但均崇尚法治。章帝因陳寵建議簡省刑罰，政風日趨寬厚。陳寵以法學名家，主張蕩滌苛法，幾失法家面目，為東漢法家儒化之明證。章帝之作為卻產生流弊，使貴戚驕橫目無法紀，光武明帝兩朝所培養之法治精神再度廢弛，直至桓靈時代，終未走上法治之途，而致漢帝國瓦解而後已。
和帝以後外戚宦官更迭擅權，視刑典如無物。桓帝時之崔寔論政，雖尚嚴法也承認儒學價值，是法家儒化又一例。
法家儒化使東漢政治趨於迂緩，喪失西漢盛時發揚蹈厲的政治精神。黨錮之禍雖為儒學價值的具體表現，但不過七八百人，多數儒家朝臣仍為保名位甘為宦官奴僕。獻帝時曹操當國，為東漢儒家政治的反動者，他用法尚嚴，以法家手段使州郡治理、民困復蘇，更摧毀了業已衰落的儒學，將中國學術思想帶向新境界。


錢穆，《秦漢史》摘要（西漢時代）　邱柏翔

1. 漢初之治

漢初受到戰爭的影響，民間一片殘破。因此政策以與民休息為主。漢政府出自民間，其特色便是簡樸。而政治法令以及財政等措施皆承襲自秦代，也無鋪張的儀法。雖然平民政府對政治體制並不了解，不過出身於民間，在心態上與百姓較契合。錢穆認為秦漢兩代最大的差異便在此。文景時代仍然採取與民休息為政治依據，在民間導致了商人階級的崛起。使得財富有了流動，產生不均的問題。商人的興起其實與封建崩潰後，土地可以買賣，政府開放山擇供私人使用有關。雖然漢代不斷採取抑商的政策，不過人對於商賈之利的追求仍不衰減。漢代的農民生活十分困苦，還有口賦的負擔。即使採用三十稅一的政策，只對地主有利，對佃農來說，租金仍是二分之一，這使得貧富差距再度拉大。有些人破產自賣為奴，剛好供給商人成為生產工具，除蓄奴外，商人還收容罪犯，身分既是商賈又是任俠，更加鞏固其地位。另外，商人得以貲選的方式進入政府，又與諸侯王合作，維持地位之不墜。因此文景之治雖然採取輕繇役並減肉刑，對內對外均用仁政，不過卻造成上述的社會問題。不過也由於經歷這段期間，之後在解決諸侯王、豪族的問題後，形成中央統一之勢。

2. 西漢之全盛

指武帝時代，上述的社會問題仍然存在，而此時的學術風氣瀰漫著復古風。政治上，中央早期的宰相均為功臣出身，學術風氣以黃老、刑名之術為主。地方的王國也有提倡學術的諸侯王，尤其是淮南王以及河間獻王。當時的中央重務實，淮南河間則充滿巫風，兩者延續了過去三晉與齊魯之間學術風氣的差異。而地方文學為中央所吸收，影響後世甚大。另外，在政治作為方面，錢穆認為武帝與始皇相去無幾。他重要的措施有尊儒術、黜百家。但錢穆懷疑並非是受到董仲舒影響。另外設有五經博士，從早期與民休息，至用申韓、黃老之術重現實的作為。最後以儒家禮樂創造盛世。其政治上的轉變則是收外朝的權力歸內廷。所用之人便是河間（經術）淮南（辭賦）之士。武帝有復古的企圖，但他所解決的不是民間的社會經濟問題，反而是聽信天人感應之說。不過武帝尊儒，不是採用董仲舒以學術復古來移風易俗（指兼併風氣）。卻採信公孫弘，重視巡狩、封禪。但又失去原本的教化本意，旨在求仙。另外還有符瑞改制的政策。錢穆批評為「其事以對天，而與民事無關。」對外方面，向外拓展的動機受上述的影響，是為了創造出太平祥瑞之勢，錢穆批評其出發點不正確。以經濟方面來說，自古邊民就與外族有貿易的往來，漢帝國在經濟上的領導地位，可藉此控制匈奴及西域諸國。另外，漢代承襲秦代全民皆兵的政策，社會上充滿上午的風氣。整體來說，匈奴只是行蹤不定，實力上則完全不如漢帝國。因此在客觀條件（經濟、文化）的優勢下，漢帝國在武帝時期能大力向外拓展，是必然的結果，而非武帝有何過人之處。

3. 西漢之中衰

漢武一朝散盡所有的財富。不過武帝在財政上的措施，相較於初期的簡陋，有許多新的政策。首先是鹽鐵專賣，取消戰國以來民間經營的方式。原本鹽鐵稅收是歸宮廷使用。但在國家財政困難時，則用以補貼救急國庫。並且對商賈征算緡，有如營業稅，但是自行呈報。並且政府鼓勵民間告發用以監督。為了宮廷的需要，設均輸官收取各地之土產。並且用平準法，賤買貴賣，與商賈爭利，因此遭遇許多批評。還有命令各諸侯王繳交酎金，不足或澄色差便除國。另外，因為盜鑄的情形增多，便將鑄幣的權力由民間收回。為了增加收入，還增加口賦，鬻爵（如公債）使買爵者可以免繇役且減罪。致力於在短期內增加政府的收入。不過也遭到錢穆的批評，他認為算緡傷害最大，而且數度換幣使得幣制混亂。不過他也肯定專賣、均輸的立法本意，只不過配套措施流弊太多。不過整體來說，錢穆認為漢代初期的政治較能代表下層平民，到了武帝以後，有如地方商賈一樣，一躍變成了新興的資產家。

4. 昭宣以後之儒術

漢武一朝在外表看似興盛，但內部是呈現衰敗之象。昭宣以後採取和文景一樣與民休息的政策，不過儒術在此時興盛，與文景時黃老清靜思想迥異。儒術像過去一樣用於吏事，朝廷議政開始流行引用經書，宰相以及以下官吏開始用儒生取代過去的功臣。使得吏治重而教化興，博士也大量地增加。過去博士以通五經為主，但從此時開始走向分經專門的道路，連帶出現了家學。石渠議奏本欲統一經義，但異說仍並存。且還增設博士，使得經學分家分派。其中公羊、穀梁治《春秋》的差異最大，還涉及齊學與魯學的分野。特色上，齊學恢奇駁雜、魯學純謹。但是整體來說，儒術在政治上仍日漸興隆，不過此時儒家也受到過去方士的影響，開始言災異，過去採用孔子之《春秋》以治下，但懲上只能採取天的力量。既然之前講符瑞，那便有災異；既然有受命之說，當然也有禪讓之說。言災異是此時主流的學風。另外還有重恭儉、去奢淫的醇儒，但只有少數人提倡。治學方面，開始治章句，失去了通經致用的意義，雖身為儒生卻無政治的抱負，雖不似言禮制的人有負面的作用，但對政治也沒正面的幫助。

5. 西漢一代之政制

錢穆將西漢封建從興盛到衰弱分為三期，第一期為分封異姓侯，在高祖後期便被剷除殆盡。而第二期主要是同姓諸侯，之後因為過於坐大，賈誼眾建諸侯、主父偃的推恩令，皆是要削弱諸侯王國。並且王國內的官員改用中央派任的方式，這是第三期。錢穆認為諸帝都會封自己弟子為王，但因為私心，會與先帝的王侯較為疏遠，因此勢力並不會長久。西周的封建是武裝殖民政策，旨在以宗族的力量向外拓展。不過漢的封建則是在既有土地上裂土封侯，到後期會越封越小。因此錢穆斷言漢代的封建必然會分崩離析。至於封侯部分，其影響力較小，到後來，列侯皆不願回到封邑。一方面是貪圖長安的富貴，另一方面是不願受到地方官的管轄。到武帝時，因酎金而失侯的人很多。諸王列侯皆衰微，則中央勢力便代起。漢代最初地方劃分為十五郡，因分封諸王侯而較秦三十六郡（後增至四十一郡）少了許多。當時是（封）國大而郡小，而後剷除諸侯後則國小而郡大。在中央官治方面，承襲了古代家僕的遺風，宰相可兼管外朝與內廷。但武帝後，以文學入主內朝，逐漸與外朝疏遠。最後外戚入主，仍不離封建私家臨御之遺風。在地方政治方面，掾屬、財政、行政、軍權在手。可以有自由自治的權力，很少受到中央的干預，地方政治之完備很受錢穆的推崇。

6. 王莽之新政

如上述，最早期掌握權勢者為功臣、宗室，不過在文景時代皆被剷除殆盡。在武帝時期，權力完全由皇帝獨享。不過皇帝不可能完全孤立於上，因此由外戚分享皇帝的權力。自霍光輔佐昭帝起，歷來皇帝皆命外戚輔政。最後由王氏得勢，王莽便是在此種背景下興起。昭宣以後，由於休養生息，國力恢復。不過也同文景之治一樣，經濟與社會的問題再度浮現。王莽對此的改革在於復古，想要藉此解決社會問題。不過他的復古心態一方面是來解決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也有純信古的盲目崇拜。他的禮制承襲自魯學，而符瑞災異則源自齊學。前者用以復古改革；後者被他利用而得以用禪讓的方式篡漢。再加上外戚的實力，使得王莽順利登帝位。建國後，王莽馬上下令禁止買賣田宅奴婢。不過經濟問題是長期發展的結果，不能完全只靠政治力去解決。此作為非但沒有作用，反而得罪許多地方上的豪族。另一方面，王莽欲改革貨幣，但是朝令夕改反而導致貨幣混亂。除此之外，還有六筦的措施。錢穆認為王莽改革的本意是好的，只是他過於靠政治強力去執行且作法失當，而導致改革的失敗。另外，錢穆也認為，經濟發展而衍生出的社會問題，是整個西漢時代一直在努力解決的一件大事。


逯耀東〈武帝封禪與封禪書〉《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　劉芝慶

　　〈封禪書〉是武帝封禪與巡狩天地的故事，其中有司馬談父子親身參與的史料，除此之外，又有許多荒誕不經的記載──為什麼會有這些記載？這些記載反映了什麼？司馬遷又如何處理這些記載？

　　這要從漢武帝說起，武帝初即位，便發生竇太后事件，表面上似乎是理念之爭，實乃政爭，之後田蚡復位，武帝頒賢良詔、幸雍祠五畤、祭天祭地、尋仙人、求長生不老，武帝對於黃老鬼神之說，深信不疑，儒術只是他統治的一種手段而已。而司馬相如早就力勸武帝封禪，他更在遺書中說封禪可以「招翠黃乘龍於沼」，翠黃，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換句話說，封禪等於登仙，黃帝如此，武帝為何不能？這下更打進武帝心坎裡了，因為在武帝心中，封禪固然是國家大典，象徵文治武功，但真正的好處，是可以因此登仙得道。換言之，封禪只是手段，登仙才是目的，這與他深信方士、愛好神仙黃老之說，一脈相承，只是與司馬談與期他儒者剛好相反，對他們來說，封禪是目的，不是手段，而也是司馬談悲劇的原因。

　　原來，封禪是一代大事，早在文帝時代已提出。武帝時各儒者對於封禪儀式一直喬不定，因為儒家經典並沒有記載相關次序、沒有標準範本，沒有怎辦？於是人言言殊，公說有理婆說也有理，武帝不奈煩，登仙才是目的，要登仙得先封禪，儀式云云，根本不是重點，所以盡罷諸儒，廢而不用，而根據作者的推測，司馬談雖非儒者，卻也在罷黜之列，留滯周南，不能參與此一盛事，因此悲憤不已、因此含恨而終，他的兒子司馬遷感受了這股遺憾，於是化悲憤為力量，而有封禪書之作，不料此篇卻成後世批為「謗書」的原因之一，因為後人認為司馬遷心有鬱結（自己的、環境的），而對武帝有所諷刺──那麼，司馬遷是真的心有不甘，於是反映在著作中，所以把這些荒誕不經的記載寫進〈封禪書〉裡，或明刺、或暗諷，那麼，這真的就是司馬遷的用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