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第一篇

《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第一篇〈貴族制社會的形成〉摘要

謝仁晏

作者認為，清濁二流對立來自於選舉制度的擾亂，士大夫標舉了自己的價值標準，那就是清議的產生。選舉制的破壞可以追溯到東漢初期，漢末之後狀況面的更顯著，而官僚社會也分成兩派，一派與外戚宦官合作，一派自成一個體力做為抵抗。必須了解到，兩種勢力都有實際力量，而且清議本身具有超地域性的輿論性質。清議集團本身除了豪族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貧家，因為相同的理念而聚集成一個集團，這個集團的思想主要是依禮維持上下的秩序，認為地上的王國是天上秩序的一種表現，這種概念導致了他們對於天子權力落入外人手裡的反對。此一勢力集中於洛陽太學，東漢中後半期以後，追求學問的方式走向了通多經的方向，也因此自由討論的風氣轉盛行，積極關心現實政治也希望實踐他們的理想，這些人在輿論當中被推舉，並且藉著師友關係相互聯繫，藉此更有向心力的團結。這種關係的形成，慢慢發展成為了主從關係，作者認為這種關係甚至於超越了血緣關係。作者認為士大夫集團的範圍日漸擴大，而政府則日漸縮小。在黨錮之禍後，免於災難的人與新出現的名士乃至於豪傑開始有了聯繫，東漢政府在士大夫的遠離下，急速的喪失力量，走向崩解，漢末地方割據的軍閥，除了軍事力量之外，更需要維持秩序，因此與地方士大夫結合以對抗其他軍閥。隨著三國鼎立的出現，大概分成了三個集團，北方的穎川北海派以及吳、蜀。但這些士大夫之間還是有所聯繫，這證明了一個大集團，他們超越了政權間的對抗。基本上魏晉貴族產生於穎川、北海門第之中，他們的形成來自於普遍性士大夫輿論。作者也指出，這批貴族的出現是必然的結果，因為他們並不是依賴政權而出現的，他們具備有自己的強烈連結。

除了這些人之外，另外一批與之有相同理想的人是逸民的存在，所謂的逸民，他們也有相同的理想，但他們對於現實有深刻的了解，因此始終都保持遠離塵世的態度，但要將清流之士與逸民真的區分卻又有困難性，作者認為有些人為了免於禍難而讓自己轉變為逸民，但這需要經過一番努力，畢竟兩者的相似性太高。作者認為鄉邑秩序的分裂，是起因於豪族想要用自己的力量來控制地方，這種控制力量在小區域內可能實現，一但擴大，區域內部絕不可能只有一個豪族，在競爭之下，彼此會去拉攏人才，但這個目的並沒有達成。因此豪族中有人與宦官勾結，那麼反對者自然走向相反的道路，這麼一來，原本只是為了爭奪地方控制權力的競爭，就轉趨擴大，這種現象發展之下，加速了農民沒落與階層的分化乃至於原有秩序的潰散。豪族內部則有另一種矛盾性，眾所皆知，東漢時期的儒學滲入了豪族階層當中，反而抑止了豪族領主化的現象。

在黨錮之禍以後，本來在中央的抵抗勢力已經消失，與宦官合作的豪族們繼續擴大領主化的行 動，這個現象又再次加快了農民沒落崩解，加上不斷的天災，讓農民走上流亡，給予了太平道快速散布的機會，但作者認為，不論是道術還是儒者，他們誦詠經典會有一股力量。黃巾之亂中不乏受隱者或者有德者德化的例子，基本上這些農民們希望建立的世界一個新的共同秩序，恢復到東漢初期的狀況，而這種理想，只是藉由太平道來完成。由於他們對於有德者的尊敬，讓政府不得不先行赦免黨人以免黨人殘餘的勢力跟他們結合，雖然這樣避免了面對兩股力量的危機，但是黃巾之亂帶來的後果使得原有秩序混亂，讓原本地方豪族領主化的現象變緩，也因此讓原本對立的大姓與知識階層合作。在這兩點因素之下，原本的武人領主化現象轉走向文人貴族制度。

這種新建立的秩序源於層層環節，漢代鄉論的發展在清議運動之後越加盛行，就算鄉論會受到豪族的干涉，但民眾的取向是偏向有德者。鄉論具有重層性作者把它分成三層來看，第一次是約莫鄉的範圍，再來是郡，最後是得到名士支持進入中央，魏晉逐漸成立的制度就是出於這種結構。作者認為還有另外一個獨立於第一、二次結構外的中心，作者稱之為「上層游離於基層之外」，這一層獨立的發展是因為原來的場域被黃巾之亂所破壞，加上新政府的成立。名士想要在原鄉重新建立自己的名聲，也因此重新開始運作鄉論，建立新的聯繫，這就是九品官人法出現的一個基礎，上層人士希望恢復原有的第三次鄉論集團。九品官人法本來是為了將賢者送入中央，但卻因為名士自我保存與擴大思維之下，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後果，形成了文人貴族社會，上層集團操控了鄉論，逐漸確立自己的地位，第四世紀以後，雖有戰亂卻因為本身建立的一個圈域已經完備，所以能夠維持自己的地位。作者認為這都是鄉論力量大於豪族領主化發展的結果。

第四章：本章基本上是作者對於一些問題的回應與在探討，其實我覺得主要的重點放在第五節─魏晉貴族制度社會及其國家。魏晉社會的建立基礎作者在前面已經立論，九品官人法的建立只是一個象徵標誌。原本的精神是為了要將鄉論中反映的共同體原理貫徹到國家當中，但後來的發展卻走向一種貴族社會，這種現象歸因於中正制度原來就偏向了權力者一方，尤其在司馬懿設立州大中正以後這種現象是越加嚴重。儘管漢末士大夫並沒有自屬的武力，但他們透過將割據勢力結合，將他們放在曹操控制之下，將其互相連結。事實上曹操政權的官僚，是藉著鄉論重層結構而發展出來的。至於曹氏用人的準則，則應看做時代下的需求。九品中正制度的建立確立了文人統治的體制，另外鄉村社會在經過戰亂之後，由於原本的鄉論主體離散，因此讓上層鄉論集團可以控制基層鄉論，也因此確立了，作者將這個派別稱之為極道派，他們本身是清流或者源於清流，他們也是黨錮之禍下的產物。關於西晉戶調式的探討，作者認為其所規定的官品特權與現實相差很遠，但這項法律卻顯現了自我制約精神。國家與課田民的關係正好與鄉村中豪族與佃客的階級關係相應，而鄉村的構造就變成了以豪族為中心的階級與共同體關係之綜合。